20世纪60年代，地瓜曾解决许多人的吃饭问题。那个时期，大米、面粉等细粮供应不足，村里有地没地的人都想种些地瓜，以弥补米面不足的困境，解决吃饭问题。于是，房前屋后，山野田间，能开辟的荒地都种上了地瓜，成为庄稼地里的一道风景。

家乡地瓜，有两个品种，一种红皮白心，含淀粉成分高，用途较广，种植面积大。另一种粉皮红心，由于含淀粉较少，种得不多，口感像苹果，很甜。红心地瓜通常比较小，而白心地瓜则长得硕大，因为产量高，淀粉多，所以更多家庭乐于种植这种实惠的白心地瓜。对于贪口的孩子来说，自然是喜欢糖分高的红心地瓜。

地瓜成熟时，我上山砍柴或到田间玩耍，总会溜进地里，拔一两颗地瓜，满足自己的口欲。若附近有水，则会把地瓜洗一洗再吃；倘若没有水，则用干草擦净泥巴，直接下口，清脆的地瓜，甘甜可口。

早晚放牛时间较为充裕，伙伴们就不吃生地瓜，而是在地里挖一个坑，烧上火，把地瓜放在火中慢慢煨熟。一边放牛，一边玩耍，一边煨着地瓜。牛慢悠悠地在田里吃着稻草，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吃着喷香的地瓜。现在回想起，煨地瓜的香味，伴随秋后山野的草木气息，仍会触动我的味蕾，让我回味不已。

收地瓜是一项艰巨且持久的劳动，十余亩地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为了帮家里挖地瓜，我周末基本没休息，都在地瓜地里劳动。早出晚归，有时累得腰酸背疼，躺在床上像散了架，浑身难受；尤其是那双握锄头的手，手掌上都磨出血泡，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康复。为了躲避这么辛苦的劳动，我总想找些借口，说上学校出黑板报或要做其他学习方面的事，有时却又不忍心让父母太辛苦，想为父母分担一些劳动，所以只能硬扛着。

不过，挖地瓜是有技巧的，可我总是把地瓜挖断或弄破，哥哥笑话我不会干活。为此父亲很耐心地教我。要想让地瓜完好无损，不能直接在地瓜丛上落锄，要看清地瓜的长势，通常泥巴被拱起的地方就有地瓜，要在侧面开挖。挖松泥土后可用力向上拔地瓜藤根部，大部分地瓜都能顺藤拔出，剩下的可用锄头慢慢勾出来。经过反复实践，慢慢地我也掌握了要领，能够挖出完整的地瓜。每棵地瓜藤下都有好几个地瓜，有时一丛的产量达二三十斤。这种白心地瓜，淀粉含量的确高，只要地瓜稍微破口，乳白色的淀粉汁水就会如同牛奶一般迅速溢出，黏糊糊的，以至于捡拾地瓜的双手沾上泥土后，一时很难洗净。如此反复猫着腰做同样的动作，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挖得久了，手掌异常疼痛，脖子酸胀难耐，就一直想着休息一下。父亲注意到我们实在累，就会喊我们休息一会儿，让大哥拎着篮子去洗几个地瓜，解解渴，充充饥。几口地瓜下肚，顿时感觉人又精神起来，似乎又有了无穷的力气。这样的一天既劳累又充实。

地瓜收回家，一家人又要开始为加工和储存忙起来。一些地瓜被运往加工厂碾烂，制作成地瓜粉。刚收的地瓜，淀粉含量高，家家户户都盼着多产些地瓜粉。加工厂里，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地运转。装地瓜的箩筐，排成排，排成队，像乖巧的孩子，一个个静静地候在大门外，等着被点名进入加工。碾烂的地瓜经清洗、筛除、沉淀，就等着好天气晒干了。地瓜粉的用途很广，可以做成粉丝，可以用于煮菜做勾芡，可以做成我们当地人所说的肉冻糕等，样样都是餐桌上的精美食品。

还有一些则被母亲洗净去皮，切片煮熟，晾晒成干，炒制成作零食的地瓜片，成为一种过年期间待客的点心食品。剩下的地瓜，直接晾干后，小部分被分开储存在地窖或小洞穴里，供日后放圩场上售卖，换些钱补贴日常开支。大部分直接存放在房内地面上，以备不时之需，随用随取。

地瓜不易保存，很容易腐烂，只有及时使用，才不会造成浪费，因此一日三餐的“番薯当米”就摆上日程了。早餐地瓜稀饭是常态，午餐、晚餐也经常是米饭不够，地瓜来凑，的确可以节省很多大米。说心里话，那段时间，看见地瓜都会怕，但饿了，又不得不拿起它，有的吃总比饿着要好。现在想一想，真庆幸家里种了地瓜，才让我们安然度过了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

如今，我们不需再为缺粮而开荒种地瓜，“番薯当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农村大多劳动力都开始从事更高附加值的劳动，种地瓜留给了专业户，品种多样化，经济实惠，营养爽口。每到地瓜上市季节，各种各样的地瓜或熟制品在商场、菜场都能买到。

从昔日的不情愿，到如今的争相购买，不论是作为餐桌上的食材，还是孩子们趋之若鹜的街边烤地瓜，野餐垫上的零食，抑或是时尚保健的减肥餐，地瓜始终活跃在人们的生活里。那个“番薯当米”的年代，始终印记于我的脑海，这些过往是那么亲切，那么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