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走武夷山，应当是李商隐的心情，“未到名山客梦新”：肉身尚未抵达，灵魂已经出窍，就连梦的内容都是崭新的，千峰拔地、玉骨嶙峋的气势扑面而来，这是为景所引；或者就是范仲淹的心情，“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这是为茶、武夷仙人栽种的名茶而动。至于南宋抗金英雄李纲，被贬回祖籍，浓郁的故乡情结之下，写诗作词又赋文，自非一言可以蔽之。一个长期行走古战场的信阳人，此时此刻，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肯定既如李商隐又像范仲淹，但更贴切的依旧类似李纲：强烈的倾倒，掩饰的骄傲，以及微微的愧疚。

二

我之所以迟迟不肯正面书写武夷山之雄奇险峻、九曲溪之秀美多情，因为山中的雄关险关委实太多，居然高达九座。

没有高山便无美景，但美景同时也意味着成本。如果体悟不到这一层，游览便难免空泛。世间不必李太白，人人也知蜀道难，但当时的闽道之难并不亚于蜀道。北宋熙宁十年（1077）六月，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调任福建，从老家江西南丰出发，八月才到达福州。一段直线距离不过三百公里的路，他老人家居然走了两个月；黄巢率军从浙江败退入闽时无路可走，只得“刊山七百里”，硬生生开辟一条通道。“入闽有三道，建宁（今建瓯市）为险道，两浙之所窥也；邵武为隘道，江右之所趋也；广漳航海为间道，奇兵之所乘也”。其中的建宁险道通向浙江，以仙霞岭和仙霞关最为知名；邵武隘道穿过武夷山沟通闽赣，最为知名的是桐木关与分水关。

桐木关在最西边，建于闽国，宋代延续建制，历史甚为悠久，但这应该不是仅此处关城关楼修复完整的主因，很大程度上还是茶业的带动。毕竟今天人们已无须翻越重山来实现交流，而产于此地的名茶正山小种，即便不是茶客恐怕也知其名。在我眼中，此地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名茶，依旧是历史。这跟信阳也是茶乡无关，只是因为由此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是信阳人王审知开辟的闽国的死亡之路，我的愧疚与之强烈关联。

三

王审知的确给福建造福良多。他力拒奢靡，宁可当开门节度使，决不跟风当关门天子；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问题在于，他子嗣虽众，但都不成器。闽国三十六年，王审知的十六年可谓德政，后面二十年基本都是恶政。突出表现是国主奢靡无度，兄弟手足相残，动不动就是兵变倒戈，百姓只能被一遍又一遍地搜刮。

对武夷山地区影响最大的是王审知的第十三个儿子、十三郎王延政。当时闽国的局面已很局促，他居然还要螺蛳壳里做道场，割据武夷山区称帝，以其治所建州（今建瓯市）为都。地盘只此一州，下辖将乐、昭武（今邵武）、建阳、建安和浦城五县，听来露怯，便硬生生分出镛州和镡州，以自我欺骗、匹配其名头厚重得简直要压死人的国号殷。

王延政的殷应当是历史上最小的政权。在跟哥哥王延曦的斗争之初，他一度占据道义优势，因为后者实在太过荒淫，他屡次劝谏，却引来刀兵相加。但问题在于，他称帝之后的荒唐并不亚于乃兄。虽只一州五县，楼台宫室和生活享乐丝毫不减，自然要横征暴敛。百姓无力反抗，只好语讥讽，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风凉话：古来只闻泗州和尚，不见五县天子。

被拿出来跟王延政对比，唐代的高僧大德泗州和尚确实无辜。

从地形上看，绵延纵横的武夷山像是福建左肩上的盔甲，王延政龟缩山下，一定希望福寿绵延，但这样无道的政权岂能长久。后来他虽统一福建、恢复闽的国号，但国都尚未迁走，便被越过桐木关的南唐大军攻破。

闽国一系列国主都是历史的诸多试错，但信阳人带来的十六年稳定却要用二十年的混乱偿还，我不能不为之遗憾。但愧疚若仅仅起因于此，那视野还是狭窄。这只是其中一半，另外一半留给同样著名的分水关。

四

武夷九关，最东边的分水关海拔最高。今天我们印象中的福建格外炎热，但分水关的冬天却有大雪，至少北宋末年如此。

那是宣和元年（1119），三十四岁的李纲满脸疲惫，在分水关前面对白雪皑皑的故乡心潮起伏。随侍皇帝的起居郎，怎么突然间就离开了朝堂？因为被贬。当年五月京师大水，他抨击朝廷救灾不力、官员玩忽职守，并将洪灾视为“大异”和“天戒”，随即被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遭遇这等打击，他自然心绪难平，故乡虽然白雪皑皑，却还是给了他无边的温暖，于是一口气题诗六首。在遍地都是文学家的两宋，李纲素来不以文名，苛求这六首诗的文学价值类似缘木求鱼，但却是他当时心境的直观表达：“回首江乡何处是、断蓬飘梗不胜悲”的惶惑悲哀，“武夷路近须晴霁、为卷风云一饷开”的期待，读来令人百般感慨。

李氏本来世居江南，几乎在王审知入闽的同时也为躲避战乱而落户邵武，不意还是成了被五县天子盘剥的草民。李纲的祖父迁回无锡，也将他孕育在那里；此后其父奉派出任松溪县尉兼主簿，他随父入闽，对故乡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但尚未登临武夷。这次经道士引导，他乘小舟“泛九曲溪，抵睎真馆”，眼前的“奇峰怪石，顾接不暇”。游览完毕，返回时再度下雪，“山色尽白，恍如梦中。”他在山中盘桓多日，写了将近五十首诗还感觉意犹未尽，干脆又作赋一篇。

这些诗文中几乎看不出对贬谪的抱怨，但盘桓多日而不尽快赴任的姿态足以说明一切。通读诗文，全无锋芒，丝毫看不出京城被围、投降论调口沫飞溅甚嚣尘上时他横刀立马的刚毅。那种刚毅要到福建省博物馆去体会。李纲锏，李纲下令铸造并且使用的单兵近战武器，适足以说明一切。锏这个字眼，最初得自于评书，是秦琼的兵器，也是我童年梦想的寄托，从未想过会跟李纲这样进士出身的标准文官联系起来；危亡关头，这个文笔一般的文官居然敢于匹马单刀叫阵投降派大军，每念及此，那些没有锋芒的诗文便有了刀剑的锐利，诵读时便会产生被时光烫伤的轻微灼痛，哪怕是武夷山传说中的大雪也无法缓解。

朝廷安危系于李纲一身是当时的客观写照，但跟大家的印象不同，他只是防守派。他认为“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因此缘故，主战派宗泽、岳飞对他很是不满。他当了不到八十天宰相即被罢免，却看不到被他提拔的宗泽的半句同情，而基层小军官岳飞上书时更是指名道姓，批评“李纲、黄潜善、汪伯彦之辈不能承陛下之意”。他们的批评，其实更加凸显李纲的务实与冷静。以当时腐败的官场生态、萎靡的军队士气，北伐收复不过是善良的愿望，而通向地狱的每一道台阶，都由善良的愿望铺成。

五

分水关前的李纲当然不会知道这次重大挫折同时也是他建立功业的重要资望。如果没有这样的初试啼声，金军兵临城下时他很难引起群臣尤其是钦宗的注意、得以跻身宰执，并最终成为南宋的首任宰相。他游武夷时朱熹尚未出生，自然不可能来此讲学、建立精舍，但有此渊源，老夫子对他难免高看一眼，因而给其文集中的奏议作序时，高度评价那道引起贬官的奏疏：“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

这种赞誉叠加，会大大强化《水浒传》形成的群体印象：忠臣李纲的建言无人采信，因为朝政被奸臣控制。的确，李纲这次被贬是因为触怒了宰执大臣。金国短暂退兵后，李纲奉迎徽宗还朝，君臣之间谈起当年的尴尬往事，徽宗的表情很不好意思：“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这个不喜欢李纲的宰执大臣或曰奸臣是谁？肯定是而且只能是同为闽人的蔡京。这种想当然不仅学问不深的我有，对李纲素有研究的学者也未能幸免。宋史专家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时，便如此认定。

作为战史研究者写作者，我格外庆幸武夷之行。如果没有这次古战场田野调查，我一定会错过对李纲的深度了解。因为宋代名将只写了宗泽、岳飞、虞允文和吴玠，对李纲一笔带过、并无研究。而今再做专门的案头工作，查阅文献档案，便痛感“今是而昨非”。当时贬斥李纲的宰执不但不可能是蔡京，相反，他上疏很有可能还是蔡京授意。因为他本来就是蔡京党人。

无数人会对这个结论感觉不适。我的直观感受也是如此。这跟那条单兵近战武器锏产生的形象反差太大。然而再三验证史籍，只能承认自己学养不够。此为愧疚的另外一半，指向更准，分量更重。

简而言之，李纲平生最重要的举荐，来自蔡京的死党、闽人余深。他在《祭余相公文》中坦言“我昔未遇，公实荐之。”李纲进士及第当年，余深复任门下侍郎，李纲“充相州州学教授，以亲庭远，易镇江”，余深拜相九个月之后，李纲便除起居郎。李纲跟吴敏、许翰既是终生挚友，也是靖康、建炎间的政治盟友，宣和水灾之际，吴敏、许翰都在蔡京门下；李纲的岳父张根也为蔡京所用，张根之弟张朴更是蔡京的得力打手。

你的朋友是什么样子，你在别人眼中就是什么样子。起居郎随侍皇帝，无论政敌跟皇帝嘀咕什么都不可能瞒过，这样的位置，蔡京岂能轻易与人。所以李纲批评的目标或曰触怒的宰执，是而且只能是正异军突起眼看就要取代蔡京的奸相王黼。

六

蔡京党人未必就是道德上的坏人。况且朝政被把持多年，蔡京就像门洞，不低头屈身你就是过不去。在这种大前提下，不批评制度和蔡京而仅仅苛责李纲，就是耍流氓。不仅如此，王黼也是货真价实的奸臣，六贼中排名第二，最终沦为两宋首个被杀的宰相，批评他并不存在天然的道德瑕疵，哪怕出自蔡京的授意。面对批评，本能地追问目的并不恰当，反思批评是否在理才符合儒家修身的行为规范——当然，所有的奸臣或曰恶政，都不在这个正确论断的定义域内。

退一步说，蔡京也并非简单的恶人。史学界存在着“蔡京悖论”的说法，在他执掌或曰把持朝政期间，北宋的福利制度得到长足发展，生、老、病、死、葬都有相关机构操持，或免费或优惠，有人甚至认为堪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媲美。尽管《水浒传》给人留下百姓负担极重乃至民不聊生的印象，但两宋从未爆发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是事实，汉代以后享国最长也是事实。北宋的确搜刮民间，但搜刮来的钱财不止肥了皇帝老儿跟各路贪官，也反馈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福利，至少宋徽宗不是隋炀帝。杨广曾在东都洛阳大演百戏招待西域商人长达半月，用锦帛缠饰树木，市人服装华丽，甚至卖菜也用龙须席铺地，胡商可随意到任何一家饭馆免费吃喝，但街头却时见贫民啼饥号寒。胡商不解，问为何不把树上的锦缎布帛送给贫民，接待官员“愧不能答”。

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尺度，其中之一就是看其中的人物是简单的善恶，还是有复杂的性格维度。若是前者，那它的成色肯定不会上好，哪怕它因为通俗而无限畅销。因为真实的历史和人物都是复杂的。故而此行对李纲的新发现丝毫没有降低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更加鲜活亲切：他居然跟我一样也有弱点缺陷。这样的人后世可以效法，榜样力量比道德圣人更大。道德圣人遥不可及，只能叫人敬而远之：反正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抵达。

七

没有人知道当首都岌岌可危、武将不能战、文官坚持降、大厦即将崩塌时，李纲从何而来的力排众议的勇气。但是我想，那个瞬间他心中一定会有个强烈的念头，不能屈从于五县天子那样的促狭局面。祖上被这样的国主统治是屈辱，绝非荣耀。盖棺定论，抗金英雄形象覆盖了蔡京党人，历史和读史者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他当初被弹劾的罪名。当然，此时的目的论或者阴谋论有效——由此也可见历史的复杂——他们弹劾李纲的罪名虽然属实，但目的并非清除蔡京一党，而是李纲在位便无法调整对金的外交姿态。

武夷这本大书有无数的阅览角度，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内容。景色也好，感悟也罢，都是胸中丘壑的反射，反正我最强烈的印象，还是美轮美奂的景致背后这些不被人知的古意。

（张锐强，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两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杜鹃握手》《时间缝隙》，小说集《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等十余部。曾获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全煤系统乌金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山花》杂志双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