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3

从诗文中,管窥苏轼与章惇的精神交集

世界章氏祖祠——浦城县南峰寺功德院(周辉 摄)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之一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章惇《寄苏子瞻》

嘉祐二年(1057)的汴京春闱,一场关乎北宋朝局走势的国家抡才大典正在举行。主考官是名震天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年仅十七岁的建州浦城人章衡高中状元,而他二十四岁的堂叔章惇却在榜单上发现自己屈居晚辈之后。

章惇(1035年—1106年),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章仔钧六世孙,生于簪缨世家。

嘉祐二年,这个身着青衫的浦城士子因耻于名次在侄子之后,当众放弃敕书,转身拂袖而去。同年登科的苏轼,当时尚不知晓,这位性格刚烈的青年,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复杂的知己——他们的友情如“冰炭同炉”,在北宋政坛的烈焰与寒冬中反复淬炼,最终在历史长河里凝结成独特的精神晶体。

青衫载酒的少年游

章惇自幼才智出众,博学善文,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嘉祐四年(1059),章惇再次应考,名列第一甲第五名,进士及第,被授予商洛县令。这段曲折的科举经历,恰似他一生跌宕的隐喻——宁折不弯的性格,既成就了他的功业,也埋下了祸患的伏笔。

二人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对此事,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二首》写道:“轼初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在苏轼看来,比自己年长两岁的章惇“奇伟绝世”,且对功名利禄不甚热衷。而苏轼一生都以陶渊明为偶像,盼望着能够“采菊东篱下”。二人都有归隐山林之志,相互之间引为知己。

两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苏轼授大理评事,以京官充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两人初为官,都在今陕西一带任职,有相邻之便,过从甚密。曾慥《高斋漫录》说:“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二人相得甚欢。”

在凤翔任职期间,章惇与苏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曾同舟涉颍水,在水光山色间纵论古今;也曾共登仙游潭,于悬崖峭壁上题字明志。有一日,章惇敞着肚皮躺在那儿休息,正巧苏轼从外面进来。章惇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并问苏轼,自己的肚子里都装着些什么呀?苏轼笑着答道:装的全是些要谋反的家当呗。章惇听了,当即哈哈大笑。

二人在山寺小饮,已经进入微醺状态。听闻有老虎下山,二人都勒马前往观望。在距离老虎几十米处,马已经吓得不敢向前。苏轼认为马受惊不敢往前,劝说章惇还是一起回去吧。章惇并不害怕,仍继续策马前行。到了近处,章惇取一铜锣,“哐当哐当”猛敲,老虎被吓得逃窜。归来后,章惇说苏轼胆子小啊,将来肯定不如章惇自己。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章惇的:“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同游南山的往事。初春时节,苏轼与章惇相携游南山古刹,行至仙游潭时,眼前景象令二人驻足。这里两岸双峰如剑,劈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谷底岚气翻腾,望去竟让人头晕目眩。唯有一根独木横亘其间,风吹过便微微颤栗,稍一低头,万丈深渊近在眼前,寒意直透骨髓。章惇笑着示意苏轼过桥题字,苏轼望着桥下翻滚的雾气,只觉两股战战,指尖发凉,不敢举步。反观章惇,却神色泰然,抬脚便踏上独木桥,稳稳走到对岸。他随手扯过崖边藤蔓,拧成粗绳,一头牢牢系在老树枝干上,另一头紧紧缠在腰间。借着绳索的牵引,他脚踩崖壁缝隙,猿猴般上下攀爬,丝毫不见惧色。等找到一处平整石壁,章惇以漆墨饱蘸笔锋,挥毫写下“苏轼章某来”六字,笔力遒劲,仿佛全然不顾身下的险境。

回到岸边后,苏轼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背,轻声叹道:“子厚,你日后必能杀人。”章惇闻言一怔,挑眉问道:“何以见得?”苏轼望着方才他攀爬的崖壁,缓缓说道:“连自己性命都能豁出去的人,自然也有胆量对他人下手。”章惇听罢朗声大笑,只当是好友间的戏语,并未放在心上。章惇的果敢奇绝与苏轼的通达风趣,在山水间形成奇妙的平衡。

朝堂分野的冰与火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北宋政坛分裂为新旧两党。章惇凭借出众的才干得到王安石赏识,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变法核心人物。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的政策制定机构。而苏轼则因反对新法的弊端,逐渐成为旧党重要代表。政治立场的分歧,并未立刻“冻结”他们的友情,反而在北宋的政坛上,上演了一场“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友谊佳话。

章惇在变法中的表现堪称能臣。他察访荆湖北路时,招抚梅山蛮人一万四千八百户,得田二十六万余亩,设置安化县稳固边疆。元丰年间,他平定西南叛乱,设立靖州、诚州,将版图向南拓展。这些政绩背后,是他“果敢率直,敢于发言,勇于任事”的执政风格。

熙宁八年(1075),章惇遭邓绾弹劾,称其“与吕惠卿协济为奸”,他也因此被贬往湖州任职。到达湖州后,章惇回想起早年与苏轼一同游历的过往,遂作《寄苏子瞻》一诗,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心境。苏轼见诗后,随即以《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相和应,诗作中更不乏对章惇的勉励之词。

时运轮转,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深陷“乌台诗案”,宰相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当时苏轼因为反对章惇榷盐开边以及新政变法,已经与其不和了。但章惇并没有因此置好友不顾,知道苏轼深陷险境,依旧冒着政治风险,勉力为苏轼辩护。

周紫芝在《太仓稊米集》中记载章惇为苏轼辩解道:“(苏)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

史料记载,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称是舒亶(“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之一)说的。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可以吃吗?

在章惇等一干大臣的争取下,苏轼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最终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苏轼落魄,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更没有人敢给他写信。只有章惇,不仅不计前嫌,还寄信慰问。苏轼回信道:“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朝局波谲云诡,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年幼的哲宗皇帝赵煦继承大统,赵煦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宣仁太后陆续起用一批旧党大臣,当时能言善辩的章惇俨然成为新旧两党矛盾的激发点。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章惇)会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而苏轼因曾经反对变法,受到司马光等“旧党”的重用,此时擢升为翰林学士。虽然二人政见不合,但苏轼依然写下《归安丘园帖》安慰被贬的章惇:“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这封信书于元祐元年(1087)十二月二十七日,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尺牍间的温情,与朝堂上的纷争形成鲜明对比。

宣仁太后驾崩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惇被再次起用,加左正议大夫,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逐步恢复了元祐年间被废除的新法,史称“绍圣绍述”。他废除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将旧党官员纷纷贬谪岭南。苏轼作为“元祐党人”中的“蜀党”领袖,首当其冲,从定州一路被贬至惠州、儋州。

根据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章惇在这时期对“元祐诸臣”的打击,更多是政治立场的交锋而非私人恩怨。在某些层面,章惇和王安石一样,有些“执拗”和“单纯”。章惇曾说:“元祐诸臣,皆负先帝。”在他眼中,维护新法就是对神宗的忠诚。但历史总喜欢开玩笑,崇宁三年(1104),由章惇的政敌蔡京主导炮制的“元祐奸党”名单,章惇竟然名列其中……

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踏上前往儋州的漫漫长路。此时的苏轼和章惇,一个在天涯海角教书育人,培养出海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一个在权力中心推行新政,主持收复西北故土。二人看似渐行渐远,实则仍以独特的方式相互映照。

章惇主持编订《常平免役敕令》等国家政策,完善新法体系,修正元祐以来“尽废新法”的弊端。对外采取强硬态度,派章楶进攻西夏,三战三捷,西夏震动,此后数十年“不复能军”;又征服吐蕃,收复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将大片领土纳入宋朝版图,达到北宋中后期拓边运动的高潮。

军事上的胜利与制度上的完善,使宋朝国力一度回升。在章惇的主持下,王安石罢相之后一度废弛的“熙宁新政”基本恢复,冗官(官僚体系臃肿)、冗兵(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低下)、冗费(财政支出过度)等诸多沉疴得以缓解。

但章惇的强硬也引来了非议,尤其是反对立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为帝。他当着太后的面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被有心之人抓住把柄,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章惇因反对赵佶当皇帝,被贬雷州,与苏轼当年的境遇惊人相似。命运仿佛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两位老友最终都成了岭南的逐客。

天涯对望的晚年心

世事轮回,常有出人意料的交集。章惇之子章援,素爱读书,文才颇佳。元祐三年(1088),章援赴考,时任主考官的正是苏轼。苏轼阅卷后对其大为赞赏,名列榜首,揭榜后方知,这位榜首竟是章惇之子。章惇的另一个儿子章持,也在同科考中进士。

徽宗即位之初,苏轼结束贬谪,渡海北还。行至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时,恰巧章援也在此地。这本该是师生相见的良机,可章援念及父亲章惇与苏轼的政见分歧,担忧苏轼若重返朝堂或许会对父亲不利,踌躇不定,终究不敢登门拜见恩师,只写下一封七百多字的书信,倾诉“未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父,固当审思”的复杂心绪,托人转交给苏轼。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苏轼早已参透世事,见信后对儿子苏过说道:“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对章援的文采给予极高评价。苏轼全无芥蒂,给章援写了回信,信中细数与章惇四十年的友情:“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丝毫没有要找章惇麻烦的意思。

苏轼还写道:“以往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信中,苏轼还提醒章援兄弟在外远行需多备常用药物,又嘱托他们转告章惇保重身体。此外,他还附上自己所作的《续养生论》一文与数个养生药方,盼章惇能颐养身心,静待归期。字里行间言辞恳切,关怀备至,尽显长者风范。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途中得知章惇被贬,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写信给章惇家人,劝慰章惇家人无需过分担心,雷州虽远,却没有瘴疫。这份超越政治恩怨的关怀,展现了友情最本真的底色。

崇宁四年(1105),章惇再被贬为越州团练副使,迁湖州团练副使。1106年,章惇在贬所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历史迷雾中的真性情

章惇身后,长期笼罩在“奸臣”的历史迷雾中。《宋史》评价其“性残忍,无所忌惮”。这种评价源于新旧党争的余波,也与他强硬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有学者指出,章惇主政期间“无明显失误之处”,其开疆拓土、完善新法的功绩不应被忽视。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曾这样评价章惇:“迄于今日,其所建之州县,存者犹在目也;其沿之以设,若城步、天柱诸邑之棋布者,抑在目也。……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评价章惇:“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他认为元朝编纂《宋史》时“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全盘否定王安石及其新法,导致章惇等新党人物被污蔑。梁启超还指出,章惇驱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

苏轼对章惇的评价则更为复杂。他既曾批评章惇的政策,又在《答章子厚书》中称其“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这种矛盾恰是两人关系的写照:政治上的对手,精神上的知己。他们就像北宋文化天空中的“双子星”,虽轨迹不同,却都以各自的方式照亮了那个时代。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逝。临终前,他嘱托胞弟苏辙撰写墓志铭。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宣称章惇为苏轼“旧善”:“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君实赖以少安。”不善言辞的司马光,言语犀利的章惇,还有费尽心力从中斡旋的苏东坡,都在苏辙笔下娓娓道来……

当年唇枪舌剑的朝堂之争,早已随着北宋灭亡而烟消云散。但章惇和苏轼的友谊,经由苏轼的诗文和苏辙撰写的墓志铭流传至今。章惇与苏轼的友情,超越了政见分歧与世俗评价,在北宋党争的残酷背景下,绽放出人性的光辉。这种“冰炭同炉”的情谊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未必是一路同行的伙伴,却一定是能看透彼此灵魂底色的人。

正如章惇在《寄苏子瞻》中所咏:“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那份闲适与不羁,既是对友人的期许,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注解。

作者:□本报记者 邱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