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的国兴兄弟，我们都戏称他“首富”。此“富”不在财富，而在他属于最早凭实干闯出一片天的人。他深谙饮食之道，近来心心念念，想复原一道能牵动乡愁的地方滋味。寻寻觅觅之后，他竟相中了那最平常不过的红烧肉。

他知道我好这一口，常把红烧肉的故事挂在嘴边，便特意来讨教做法。我把那套说了无数遍的要领细细说给他：要选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层层分明。每块切得四两重，方方正正，透着厚道。先与冷水、姜片同煮，去腥定型，而后放入厚重的瓷瓮，只配适量的生抽和家酿红粬酒，用炭火慢煨四个钟头以上。我还特意告诉他，这肉怪得很，同一瓮里量煨得越多，味道就越发醇厚圆融。

他听得入神，那双惯于察看世间千人万物的睿智眼光里，闪着光。可我心里再明白不过，这法子听着简单，真要做出记忆里的那个味道，难。火候的把握，时间的掌控，全在厨师手上的感觉和心里的那份耐心。果然，他店里的师傅头回试做就未成功。肉是烂了，颜色也对，可总觉得少了魂儿。

少了什么呢？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闽北那座高山上的古镇。我的故乡就在那儿，海拔千米，冬日里总是雾气缭绕，也显湿冷，夏季则天高气爽，清凉舒适。

要说红烧肉，天南地北哪里都有，做法也大同小异。可就是用的水不同，酒不同，手上的功夫不同，味道便千差万别。这些年我在上海，各地的风味都尝过，连异国的佳肴也领略不少。可说实话，在我这执拗的舌根上，什么都比不上故乡那块红烧肉。

小时候在老家，日子过得紧巴。谁家办酒席，那可是天大的事。而评判酒席体面不体面，主人家大方不大方，全看一碗红烧肉。我们小孩子跟着大人去吃席，一整天的盼头，就是最后上桌的那碗肉。

记得那肉端上来时，总是用深口海碗盛着，一块块垒得小山似的。色泽是那样诱人的酱红，油光锃亮，肥肉的部分颤巍巍的，像是随时要化在碗里。红粬酒特有的醇香混合着肉香，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直咽口水。最妙的是那肉皮，经过四个钟头的慢煨，变得晶莹剔透，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陷进去。

可我们从来不在席上就把它吃掉。那时候家家都会带个搪瓷茶罐，等肉一上桌，大人就会小心翼翼地把属于自己的那块夹到孩子的罐子里。我就那样紧紧抱着还有些烫手的罐子往家走，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那一块肉，要分好几天吃。每次只舍得用筷子尖挑一点点肥的，拌在热腾腾的地瓜米饭里。饭粒立刻被肉汁浸润得油光发亮，吃在嘴里，那种丰腴的香甜能在舌尖停留好久。一块肉，就这样让清贫的日子多了好几天的念想。

而这念想的源头，总是始于天亮前那声凄厉的猪叫。老家杀猪都在凌晨，我们睡得正沉，突然就被那划破夜空的惨叫声惊醒。心里先是一紧，有些莫名地害怕；可随即，就想到了那块将来会变成红烧肉的厚实五花。口水不由自主地漫上来，只好偷偷咽回去。那声猪叫和对一块肉的渴望，就这么奇怪地交织在童年的记忆里，带着些许残忍，却又真实得让人难忘。

说起红烧肉，总绕不过苏东坡。这位美食家曾在《猪肉颂》里写道：“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想来他在黄州时，用的该是当地的黄酒。若他能活过来，也有机会尝到我们故乡的红烧肉，用当地特有的红粬酒慢煨而成，不知又会写出怎样动人的诗篇。红粬酒那独特的醇厚，给肉添了一抹胭脂色，也添了几分山间的质朴气息。只是东坡先生到底没这个口福，他永远也想象不出，在闽北高海拔地区的深山里，一块普通的猪肉能被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现在我坐在上海的家中，忽然明白了国兴兄弟的师傅缺了什么。缺的不只是手艺，更是那声猪叫勾起的殷切盼望，是紧抱茶罐回家的郑重其事，是把一块肉吃上好几天的那种珍惜。我们念兹在兹的，哪里只是一块肉呢？是那段被一块肉照亮的清贫岁月，是那种把寻常滋味当成宝贝的真心实意。

而那块肉，会一直在我记忆的瓷瓮里，被往事的炭火，慢慢地煨着，永远飘着香。那香气穿过岁月，越过千山万水，至今还在鼻翼间缭绕，仿佛从来不曾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