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与文字相伴多年的编辑，我有幸见证了张桂辉先生从犀利深刻的杂文家到沉静醇厚的散文家的创作轨迹。当这部凝结着深厚情感的《武夷漫笔》呈现在面前时，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文集，更是一个异乡人将生命与大武夷深度融合的过程。

张桂辉先生是福建省莆田市人，1965年移居闽北至今。大武夷，可歌可颂的精华，可书可写的题材，汗牛充栋，俯拾皆是。在不能真正认识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们或许只能本能地欣赏其风景，被动地接受其馈赠。而当认识足够深切，爱便成为一种主动的、流淌的力量。随着对武夷的情愫与日俱增，对武夷的了解日渐增多，这些“武夷牌”文章就自然诉诸笔端。从“走进武夷”到“走近武夷”，可以说，这是他与武夷山水六十载对话的自然结果。

《武夷漫笔》围绕大武夷书写，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个人回忆等方方面面，通过“古贤如炬”“光景如画”“往事如梦”三辑，构建了作者心中立体的武夷，生动展现大武夷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这是一部兼具文化价值与情感内涵的作品。

从文学风格上看，张桂辉先生的文笔完成了一次从容的蜕变。早年的杂文训练赋予其语言简洁明快、析理透彻的风格，这一特点在《武夷漫笔》的历史人物评述中依然可见。而在转向散文后，他的笔触愈发沉稳绵密、意象丰盈，善于调动读者感官。如描写大竹岚“竹涛林海碧波荡漾，云蒸霞蔚白雾缭绕”，既保持了语言的凝练，又通过意象的叠加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他在叙述中融入了地方特色与个人情愫，无论是描绘和平古镇的民俗遗存，还是回忆“小镇美食味缠绵”，都使文章浸润着醇厚的地域风味与生命体温。

这种生命的交融，让《武夷漫笔》呈现出三重动人的境界。

在历史书写层面，他回望历史，不仅考证严谨，更带着一份理解的温情。写武夷，离不开朱子。张桂辉从朱熹的故事，自然过渡到蔡元定、真德秀等与朱熹相关或受其影响的人物。材料引用准确严谨，人物塑造鲜明。写柳永、写李纲，莫不如是。当他写到避难武夷山的谢枋得所展现的气节时，笔端尤其带着敬惜，那是一个同样在时代中辗转过的知识分子，对古之士人风骨的深切共鸣。

当写到山水自然，张桂辉又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观照方式，与万物生命共感。如他笔下的树木是“忠于职守的士兵”，为天池站岗；先锋岭的瞭望塔，守护着无言的林海。这绝非简单的拟人，而是一种深信——深信这方水土的万物有灵。独特之处在于，在描写自然景观的同时，他还注重挖掘山水背后的“武夷”内涵。如考亭“树抱佛”奇观的传说，不仅增加了景观的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当地的宗教文化和历史传承；对百年沧桑余庆桥的介绍，展现了其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意义和建筑艺术价值。

尤为真挚的是往事回忆部分，那是潜入往事中，与岁月的温柔和解。书中那些采红菇、拖毛竹、守野猪的青春记忆，带着泥土的芬芳与岁月的重量。这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回溯，更是一个时代的侧影。在《栽禾如画“五线谱”》《不待扬鞭鹅峰牛》等篇章中，作者将那个年代的艰辛转化为诗意的叙述，这般质朴而诗意的叙述，让那个年代特有的坚韧、智慧与纯真自然流淌。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最终沉淀为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在个体生命的体验中找到了最坚实的基石。

《武夷漫笔》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成功地将个人记忆融入了地域文化的宏大叙事。陈毅达先生在序言中精准地指出，这些作品都具有“武夷烙印”。张桂辉先生通过长达数十年的生活积累，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武夷的文化背景紧密交织，将个人的乡愁淬炼成了公共的文化记忆，使本书既是个人的心灵史，也是武夷的文化志。

以笔为篙，漫溯数十载光阴。合上书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长者笔下的武夷，更是一个人的生命真挚地与一片土地相互成就。这份真挚，正源于张桂辉先生用一甲子时光完成的，“走近武夷”的生命历程。他的书写，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赞美，成为一种尽己所能地给予与反哺，那是一份热烈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