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的路灯渐次亮了起来，一盏、两盏、三盏……连成条条直线，我与丈夫携两儿出门散步权当饭后消食。街面上的行人不多，除了有店铺增添对联和灯笼外，没有其他事物有年关将近的热闹和匆忙。

转过光泽西关老街准备折入一条巷子时，一阵“嘣嘣嘣”的声响传入耳帘，沉实且温厚，在冷清的暮色里很难不吸引人。

我们闻声寻去，原来是一家弹棉被的老铺子。店面不大，门梁上挂着一块发黄的白色木牌，上面是大红色油漆标注的“手工弹棉”四个字，字迹明显开始脱漆。铺子里的灯有些微弱，但光影里却清楚地扬着细密的絮尘，如飘雪一般。铺子外那窄窄的人行道上垒着一床床包装好的棉被，都用红布条十字交叉地捆好，外层罩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看上去整齐干净。门口挤着的人不少，可都是些年纪稍长的，他们相互搭着话。就这样，弹棉声和人声热闹地混在这一处，在老街区格外显眼。

“师傅，我那床辛苦赶一赶工咯，这个周末，我要带去福州女儿家过年。”一个裹着头巾的婆婆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带着些许恳切的急迫。

“你放心，没问题的。”回答她的应该是老板娘，头戴防尘帽，身前围着裙，举着竹筛在一旁打下手，动作十分利索。

“老板，我这床的定金已经扫码过去了，记得要加宽三寸，给大人带宝宝盖的。”高声叮嘱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大伯，戴着老花镜，手里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娃儿。

“行，我登记备注一下。”老板娘微笑着回应。

“老板娘，我那两床今天寄出去了吧？”一个头盔还没来得及摘下的阿姨对着老板娘问。

“上午寄出去了，等会儿忙完就把物流号发给你。”动作带风的她，经营订单时思路清晰，不紧不慢。

“老板娘，你好，我来取被子，这是我的单子，请问是哪一床？”一对年轻的情侣走进店铺，二十多岁的男士礼貌地问。

“是下个月办喜酒的对吧？是这床。”老板娘边核对单条边走到门口抱起一床大棉被。

“没错，我奶奶定做的，说是十二斤。”男士露出幸福的笑容回答道。

老板娘忙前顾后，那位被唤作师傅的老板也一刻没有停闲，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围裙，头上、肩上、裤脚……都沾满了细软的棉絮，腰部挎着一副木弓，长长的，看上去有些重量。他左手稳住弓背，右手拿着木槌一下一下敲击着弓弦。随着一声声闷响，铺在眼前的棉花便轻轻地一颤一颤，渐渐被弹得蓬松柔软。老板娘双手举着竹筛，朝棉花压下去，让松软的棉花压实定型。老板则取来大红色棉线，在棉胎上摆上“福”“喜”等字样。之后，他两人各站一头用木棍相互传线，将红色和绿色两种色调的棉线在棉胎上拉出纵横的网格，然后分头将四边的纱布兜起并取下一整块纱布网套在棉胎表层。驻足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师傅打开话匣说道：“这棉花啊，四周要薄一点，中间要厚一些，这样棉被就不易跑棉。”说完，他手捏一片细长的牵纱篾，穿过棉层一引一送，一根长长的纱线便乖巧地进入棉絮里，没多久，棉胎上便罩上了一层匀净的纱网。再拿出剪刀修剪棉被边缘的多余棉花和纱线，并用棉线缝合边缘。全程他都埋着头，一会儿按、压，一会儿拨、捻，而我们，像在观看一场街头演出，同样全神贯注。

也是在这样的岁尾，父亲从县城里弹来一床手工棉被，母亲便在院子里支起两张并拢的大木桌，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被套，母亲就用那种印着大红牡丹和鸳鸯戏水的绸缎被面配着素净的洋布里子缝制被套。斜阳下，母亲手执粗针带着棉线，身子微微向前倾着，在被面一拉一引，只听见棉布被针线穿透的“噗噗”声，没一会儿就缝制好了，那针脚又密又匀，像用尺子量过似的。等到除夕之夜，新被子盖在身上，当脸碰到被头是冰冷的、滑溜溜的绸缎，但身体感受到的却是蓬蓬的太阳暖香和一年来辛勤劳作的满足和暖意。母亲告诉我，这就是“辞旧迎新”的仪式感，是犒劳旧年的付出，迎接新年的希望。

“他这一天弹不了几床被子吧？”“那用机器制作肯定快多了。”“他这压得实，保暖性就更持久。”……观众群里大家议论纷纷。

师傅趁着歇手的空当也搭上话：“纯手工制作很慢，要花很多时间和力气，但这一下下弹出来的棉花透气、吸汗，是好东西，盖在身上放心。”

观看完“演出”，听完他们的评论，我在想，在如今鹅绒、鸭绒、蚕丝以及各类高科技纤维材料席卷的时代，棉花本身就是低调的存在，何况是纯手工弹棉，近乎快被人遗忘了吧，但这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可能才是守住年味和传统文化最核心的角色。

丈夫看我在思考，静静地走向我身旁，轻声说道：“我们也弹一床新棉被吧，过年的时候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