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上，文化向善。文化与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深度融合，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文化创作模式正在发生着剧变。

3月22日，第三届武夷论坛与谈环节一开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著名节目主持人蒋昌建便提出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向谁看齐？比如，人工智能与文化价值的对齐如何实现？”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知名作家、翻译家余泽民，知名作家马伯庸，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等五位嘉宾学者围绕话题展开研讨。

“朱熹谈读书认为，‘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杨慧林表示，“对齐”是互为参照，就像朱熹谈读书提及的“缝罅”，是一个距离，也是一种关系，照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两者有着各自独立的内涵，但又相互联系。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同”不是一样，更多是分享、是关联，不只是以“我”作为观照对象，而是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人们可以分享彼此的文化成果和创新，借鉴和吸收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为自身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参照”的意识，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创作不可或缺。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唐朝诗人李白的忠实粉丝。”余泽民举例表示，拉斯洛曾通过1931年匈牙利语《唐诗三百首》译本来理解李白，拉斯洛以敏锐的文化嗅觉，感悟中国古典诗歌与欧洲诗歌不同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翻译、阅读、写作，对余泽民来说是三位一体的，相互不可分,成为一个好的译者，他的翻译工作就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余泽民认为，伟大的作品经由翻译的桥梁在不同文明间传递其精髓及作品背后的文化底蕴，翻译出这些打动人的内容需要译者作为一个有感情、有感性、有感知、有感悟的人对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和理解，他不仅翻译字面意思。会语言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翻译者阅历、学识、理解力和母语水平，翻译作品的好坏之分，取决于译者的综合能力。

马伯庸认为，文学作品作者的阅历，是任何人工智能所不能企及的。作者独一无二的经历，他的心态、他的境界、他的思想会渗透到文字里传达给读者，这是我们能够“抵御”人工智能“侵袭”文化的很重要的方面。马伯庸说，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是人工智能存在的依托，甚至作者“无心插柳”的举动都有可能成为文化的“瑰宝”。比如有一个成语叫“漱石枕流”，本应是“枕石漱流”，意为以石为枕，以流漱口，但是写错了，这个“错误”便成一个美妙的成语，变成一个典故，而人工智能是不犯错的，“不犯错”也意味着稳定和没有变化。

“人拥有的是真实情感、价值观和审美体系。‘万紫千红总是春’，面对人工智能，我们要‘放开脑、守住心’。”蒙曼认为，人工智能是聪明博学的，但它的问题不是字面上情感的有强有弱，而是本身是否具有人类千变万化的情感。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可以不断更新迭代，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价值观和审美等能力，尚且无法被替代。

“近八百年前，建阳书坊诞生了古代‘人工智能’。”吴真说，余氏万卷堂是古代建阳的刻书世家，家族世代聚居，形成编校、刻印、销售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其刻本注释注重不同典籍间的互文关系，构建互文知识库，为作家作品的语典注释等研究提供大量文本支撑。可见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变革始终推动着知识生产的进步。

思想在交汇中升华，智慧在对话中流淌。专家学者们认为，数智技术的浪潮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的突破，更需要文化自信的坚守，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整体的文化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