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三月，诗意盎然。3月22日，南平，这座被历史浸润的城市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武夷论坛如约而至，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亲身感受到各国各界共叙文明互鉴与现代化发展的热情。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
2026年，我们又一次汇聚在武夷山下，重温嘱托，回望来路，更加深刻体悟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它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特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崇实书院院长杨瑞龙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体制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能够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互契合性。
“我们在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的时候，可以深刻体会到文化在这里面所起到的作用，这使得中国在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当中有了根基和源泉。中国模式的形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在中国模式中含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杨瑞龙如是说。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大卫·弗格森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
“正因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一脉相承，和平、和谐、尊重他人等价值理念与崇尚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从未中断。”大卫·弗格森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并未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恰恰相反，二者有着高度契合的价值追求——和平、和谐、友爱、尊重人的权利，崇尚科学方法、坚持思想与行动相统一。”
大卫·弗格森还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顺理成章之事。积极推进二者结合，我们才更能够深刻地理解二者的关系。”
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不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更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其广泛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远播东亚各地，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传统。
“12世纪朱熹创立朱子学，14世纪开始传入韩国，历经16世纪四端七情论辩、18世纪湖洛论辩、19世纪心说论辩的韩国学性理学三大论辩，促进了韩国性理学的形成。17世纪随着朱子学传入日本，进一步确立了朱子学作为东亚普遍学问的地位。”韩国成均馆大学终身教授、韩国哲学思想研究所理事长、韩国朱子学会创立会长崔英辰表示，朱子学不仅深刻塑造了东亚文明的精神谱系，其“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更为应对当代全球挑战提供了宝贵资源。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麻国庆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出发点的现代化，是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涉及到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现代性的转化问题，文明和文化之间的转化是动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麻国庆说：“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我们要走出乡土，同时要保留乡土的‘土’气。我们说的这个‘土’对中国整体社会来说有农耕之土、山地之土、游牧之土。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国家，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既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从标识性概念看，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研究认识‘何以中国’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杨凤城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与传统文化的境遇成正相关关系，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历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态度，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百余年艰苦奋斗的历史经验、理论创新与伟大成就，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持续深化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科学论断。
“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始终在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杨凤城说，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阐明中华文明赖以不断焕发生机、走向复兴的坚实基础，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因，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经济学视角到国际传播与儒学域外交流，从人类学洞察到中共党史党建视野，五位作主旨演讲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为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时代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