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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吴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报采访。我们在翻阅您的履历时，发现您也曾是一名媒体人。作为曾经的同行，想先请您聊聊，作为文化记者的经历给您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带来了怎样独特的视角或帮助？

答：我硕士毕业后，曾在南方日报社担任了两年的记者，主要采写文化类的稿件。正是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场主义”的思维方法。记者，必须深入现场采访调研。如今我虽从事文献研究，但仍习惯将文献中的人物与事件视作新闻报道对象，力求通过史料还原鲜活的历史场景。这种对现场感的坚守，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底色。二是注重文字的可读性。两年的记者经历让我深知，文章须有精准的切入点，语言表达应力求通俗。因此，在撰写学术论文时，我始终致力于将艰深内容表述得清晰易懂。这种追求，在我的学术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中有很好的体现。全书有27万字，包括893条注释，看似厚重艰深，但常得到读者“易于阅读”的反馈。在我看来，这正是源于记者经历所赋予的现场意识与通俗表达，也印证了新闻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相互滋养的可能。

问：活动现场，您与我们分享了新书《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您从200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偶然发现中国被劫图书的线索，到2025年最终成书，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里，是什么样的动力或者说是信念让您把这个故事挖掘到底？

答：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我正在日本做博士后的研究，有一天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叫《广东战后报告》，里面提到1938年底广东各大学图书遭到劫掠的情况，日本方派了东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两位教授来广州整理这批图书。这一历史细节引起我极大的好奇，虽然最初，这只是一个微小的“线头”，但它却牵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我沿着这“线头”一步步追索，2009年至2012年，我居住在日本，为研究提供了便利。2013年回国工作后，我便利用寒暑假时间，一次次前往日本开展访问研究，一点一滴地收集积累相关史料，直至书籍正式出版。我想，支撑我完成这段漫长追索的，首先是学术探索本身具有的魅力，它就像一个破案过程，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谜底揭晓，是科研的乐趣，也是解谜的享受。但更深层的，是精神的感召。它来自郑振铎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毅然舍弃安逸生活，为国家抢救珍贵古籍。他的这种大义，这勇毅的精神力量，深深感染并激励着我。

问：您不仅研究抗战文献，还长期从事古代戏曲和说唱文学的研究。在南平，也保留了许多“俗文化”“俗文学”，您可否结合您所研究的领域，谈谈让您印象比较深的闽北“俗文化”“俗文学”？

答：谈及我所研究的领域，在“俗文学”的出版版图中，建本的版刻事业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并在明代中期迎来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建本书坊曾以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方式，推出类似今天网络语境中所说的“切片”产品。具体而言，即建本特有的“曲本类书”，可视为戏曲的“百科全书”，就比如书坊并不刊刻整本《牡丹亭》或《西厢记》，而是选取每部剧作中最精彩的“一出”作为“切片”，汇集成“曲本大全”。不仅如此，这种曲本在版式上也别具一格，常分三栏：上栏刊载时兴的旅游指南及口头流行语，中栏收录当年流行金曲，下栏则以较大篇幅呈现台上最热门的折子戏。真正做到一册在手，读者便尽知当下流行语、流行曲与流行戏。在我看来，这种“切片”式的出版方式，充分体现了当时建阳书坊敏锐的商业眼光与文化洞察力。

问：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物化”“教化”“活化”的文章？

答：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曾举办了建本文化周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吸引了许多学生参与。大家动手尝试建本刷印，纷纷感叹“原来刻印一本书如此不易”。就是这样的活动，让我意识到，增强体验感是推动传统文化传播、引发年轻人共情的重要途径。古代印刷工艺复杂，涵盖从印刷到装订的全过程。以线装书为例，从折页、钻孔、穿线到封面制作、签条题写，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匠心。在相关文献课程中，我会通过让学生亲手完成一册线装书，激发他们对传统书籍形态的兴趣。当前，各类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日益丰富，但很多停留于浅层参与，缺乏对技艺流程与文化内涵的系统呈现。在我看来，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活化”，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社会价值，摆脱标签化表达，并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个案与细节，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