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曲
勒马岩“忠孝”
楼阁岩“天心明月”
淳熙乙未年题刻
武夷精舍前的朱熹塑像
武夷山，不只有碧水丹山的自然之景。自东晋以来，1600多年间，历代文人墨客往来其间，在山崖石壁上留下许多题刻。其中朱熹留下的摩崖石刻有十数方。
若在武夷山水间追寻这些题刻，将它们串联起来，凭借这些或庄重凝练、或平淡朴实的文字，我们也许可以此为线索，看到一个在山水之间行走、不断反省思索的朱熹。
勒马岩：“忠孝”传家
在武夷山九曲溪的二曲，玉女峰左侧，有巨岩因峰首西顾，形如勒马，俗称勒马岩。游览武夷山水的朱熹把“忠孝”二字刻在这里。
这两个字里，“忠”是对“君”而言，在儒家思想里更重要，因此书写在前。“孝”关乎双亲，虽位列其后，对朱熹来说，则是人生中更先生发的美德。
朱熹自幼聪颖，刚学说话的时候，父亲朱松就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朱熹马上追问：“比天更高的地方又是什么？”等到朱熹跟随老师读书时，老师教他《孝经》，他才看了一遍，就在书上写道：“不若是，非人也。”
朱松在朱熹十四岁时去世了。这个年纪，本该是依附父亲而成长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依靠。朱熹的母亲祝氏带他到崇安县五夫生活。可以想象其间的艰辛：家计转弱，母子相依。祝氏身体力行为朱熹展示孝道。朱熹在给陈傅良写的书信中回忆：“先妣德性纯厚，事姑极孝敬。祖母性严，先妣能顺适之。治家宽而有法，岁时奉祀必躬必亲，抚媵御有恩意，无纤毫嫌忌之意。”在日后，朱熹为母亲祝氏撰写《尚书吏部员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圹志》时，他说：“逮事舅姑，孝谨笃至，有人所难能者。”
祝氏给了朱熹榜样，朱熹对母亲尽孝也倍加用心。《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收录了朱熹《寿母生朝》七首，其中“愿言寿考宜孙子，绿鬓朱颜乐未央”等诗句饱含对养育之恩的感念和对祝氏健康长寿的祝愿。在武夷山市，至今还流传着关于朱熹孝母的传说。武夷山人说，朱子每次出门游学前，都要亲手以桂花、板栗制饼贡奉母亲。五夫乡人感其孝心，纷纷效仿，以饼奉母，教化子孙，乡人遂称此饼为“朱子孝母饼”。
“孝”，在后来也进入了朱熹的学问研究里。朱熹编订朱子《家礼》，把奉养、丧礼等细节一一规定下来。“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栉，总，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供俱毕，乃退，各从其事。”他并没有把“孝”停留在感慨父母恩情上，制定朱子《家礼》这种看似琐碎的规定，实则是为了让“孝”在生活中有可以遵循的方式。
楼阁岩：“天心明月”感悟
在武夷山现存的朱子题刻中，大部分石刻沿九曲溪岸边分布。而独有一方石刻，孤零零地远处一隅。楼阁岩的位置，并不在九曲溪沿岸。要见着“天心明月”摩崖石刻，不再是乘竹筏或沿岸步行，需顺着前往一线天的石条路，向山攀行。巧合的是这四字蕴含的佛学思想，与朱熹后期尊崇的儒家思想存在差异。题刻之处相互远离，也是一种照映。
佛家常以“明月”比喻本心。《六祖坛经》有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虽未直言明月，却与“心体本净”的譬喻相通。朱熹从禅理“天心、明月”中汲取养料，用“月印万川”来阐述“理一分殊”的“一理摄万理”。
为何一位理学大儒会在武夷山刻下蕴含佛学思想的题刻？
朱熹虽然早年在其父亲朱松的教育下，先接触了儒家的《孝经》《孟子》等书，并“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但在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朱熹迁居到崇安五夫里，禀学于刘胡三先生之门。三先生之中，刘子翚、胡宪既治学儒家，也好释家。于是朱熹读书也涉猎极广，在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此后“出入释老者十余年”。“天心明月”题刻，或许就是朱熹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授左迪功郎，赴泉州同安县任主簿之前，游历武夷山时所题。
在此之后，朱熹前去拜见延平先生李侗。李侗对于朱熹的言谈“只说不是，再三质问，李先生……只教看圣贤言语。”李侗的否定将朱熹引上“逃禅归儒”的道路，让朱熹最终成为“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的人。
响声岩：“鹅湖”会前记事
朱熹在九曲之中，似乎偏爱六曲，在六曲响声岩上，他共留有四方题刻。其中两方相当朴素，既无诗句，也无议论。内容仅仅是人名与时间，只记录一行人同游武夷的事实：
“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淳熙戊戌八月乙未，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
其中，淳熙乙未年题刻，写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看似只是古人的“到此一游”，却记录下南宋一场重要的哲学辩论会的“筹备”。
细看这一方题名石刻，其中吕伯恭即吕祖谦。他与朱熹交往密切，两人曾共同编订《近思录》，试图为理学学者提供入门之径。而题名中的其他人物，如蔡季通（蔡元定）、张元善（詹体仁）等，也多为朱熹门人或学友。这一行人既是山水之游的同伴，也是学术探讨的同志。
在此次游玩之后，吕祖谦“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于是邀请朱熹前往江西铅山鹅湖寺，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会面，展开一场后世称为“鹅湖论辩”的学术讨论。
“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陆九渊则提出“心即理也”，认为理不在外，而在本心之中，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鹅湖之会”的气氛不如“武夷之游”和谐，双方针锋相对论辩三天。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感慨：“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这方题刻，也无意间记录下一场重要学术讨论会的一段闲适时光。
六曲：“逝者如斯”劝学
朱熹在六曲的四方题刻，《九曲棹歌·六曲》与两处记名题刻字数偏多，而有一则题刻则相当简短：“逝者如斯”。
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及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题刻原有“晦翁书”款识，现在已经风化，好在大字刻文仍清晰可辨。这四字出自《论语·子罕》，是孔子临水而发的一声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朱熹对这一句有进一步阐释，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这并非孔子在单纯感慨光阴流逝，而是在提示“勉人进学不已”。朱熹认为“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于是，他猜想孔子选择天地事物中，最能直观体现“无一息之停”的河水。以河水的川流不息，教育学习者要时时省察，不能间断。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朱熹与学友和门人在九曲溪上泛舟同游，见九曲溪时而缓，时而急。却从不因为山势与岩石阻挡停下，始终在曲折中前行。人在舟中，从九曲顺流而下，水势不舍昼夜地推进，他顿时也有了“逝者如斯”的感慨，于是在响声岩岩壁上题刻下这四字。
朱熹选择题刻“逝者如斯”，显然不是偶然。他曾在隆兴元年（1163）“病中默诵四书有所思”，写下《训蒙绝句·逝者如斯二首》，其二曰：
岷源万古只如斯，东注曾无间断时。
后学不因川上叹，安行体用亦难窥。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孔子在河边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那声感叹，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恐怕很难窥见这日用常行中蕴含的“体”与“用”的关系。
《九曲棹歌》 ：寄情武夷山水
朱熹与武夷山有着不解之缘。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建成武夷精舍，在此研学传道。朱熹友人颍川韩元吉写的《武夷精舍记》记载：“（朱熹）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在精舍建成的次年仲春，朱熹在精舍闲居时创作了《九曲棹歌》。
《九曲棹歌》含序一共十首，逐曲描写。今人乘竹筏顺流游览九曲溪，往往循歌寻景。《武夷棹歌·六曲》因题刻于响声岩，与“逝者如斯”题刻同在一石壁，竹筏撑过，为游人所常见：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其中，朱熹还在位于四曲的金谷岩上题写了“小九曲”三字。四曲有试剑石突起，两侧水流回旋，在九曲之中更显曲折，所以被称为“小九曲”。此处在平林渡附近，古时此处为溪南和溪北的交通关口。如今九曲溪再无渡船，但金谷岩对岸设有摆渡车站。游人可从站点下车步行前往附近朱熹园，在重建的武夷精舍里感悟大儒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