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义田出文集，我是盼望已久的。只是，他这集子来得太迟，或者说，他这集子还是被我“吐槽”出来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与义田是同乡，而且还在他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就是他的化学老师，只不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当然，尽管从我一个理科老师的角度看，义田也不算是个好学生，因为每当我给他们上课，其他同学都很认真听讲，唯有他总是心不在焉，还找同桌交头接耳，所以，在一次课上，我忍无可忍，就向他的鼻尖准准地飞去了一截粉笔头，当然这是个不正确的方式。
我知道义田性格腼腆，骨子里却带着股倔强。我们人生的转折，发生在我师范毕业那年。
没想到，我一毕业就留在了乡中学教初中。在师范时爱上了文学，工作后更是着了魔似的参加各种函授、刊授，三天两头心急火燎地往乡邮电所跑——不是寄作业，就是等邮件。
就在那个仿佛注定要重逢的日子，我们又见面了。他正帮所长拆邮包，我推门进去寄稿件。四目相对时，他脸红了，我却愣在原地——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已经工作，还成了乡里的投递员。
“黄老师，没想到你也这么喜欢文学？”倒是义田先开了口，声音轻轻的。顿了顿，他又说：“我也喜欢……你要是有空，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就来这儿，这儿清静，我就住在楼上。”
那时候，正是文学浪潮奔涌的年月。就在重逢的当晚，我按捺不住，径直跑去邮电所找他。我们谈了整整一夜，从鲁迅聊到路遥，从诗歌说到小说。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义田竟默默拿出了两年前刊登在《武夷山》上的处女作《好孩子》。那本刊物微微泛黄，可印着他名字的那一页，却像团火，烫得我眼眶发热。
我反反复复地读，心里翻江倒海——羡慕、佩服，却也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那些年，我同样在灯下写了又写，稿纸攒了厚厚一摞，却始终没能等来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
自那夜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文友。无论谁写了新东西，总迫不及待地先塞给对方看。后来各自调动，天各一方，书信便成了我们之间最坚实的桥。一封信常常写满五六页纸，谈创作，谈生活，也谈那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不肯服输的劲儿。
我们都是大山农民的儿子，都凭着对文字的一点痴念，从乡野走进了城。不同的是，我的文章是进城后才陆续见报，而义田早在当乡邮员时，作品就已频频变成铅字。进了城，他更是笔耕不辍，有段时间，在《福建邮电报》上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成了实实在在的专栏作家。
说实话，义田是真的有天赋。那份对文字的敏感与执着，仿佛与生俱来。
首先，他的文章构思总在寻常处见新意，往往让人眼前一亮。比如他的小小说处女作《好孩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在河边捉到一只小螃蟹，因为刚听过“水漫金山”的传说，便认定法海就躲在蟹壳里。这孩子满心义愤，决定用炭火“处决”这个“坏蛋”。可就在此时，妈妈轻声告诉他，那只是故事，不是真的。孩子愣了片刻，忽然松开了手，小心翼翼地将螃蟹放回了水中。妈妈笑了，俯身亲了亲他的脸蛋，夸他是个“好孩子”。
这篇作品虽短，却巧妙地捕捉了童心的天真与善意，在现实与传说的交织中，轻轻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样刊未能保存，手稿也已散佚，这篇充满灵气的处女作最终未能收录于他后来的文集之中，实在是一桩憾事。
其次，他具有一个作家观察生活的敏锐，因而具有一个作家的潜质。如他的散文《小清河，故乡的河》中，父亲“多闯闯才能长本事”的话，既是他童年学游泳的底气，也是他工作与文学路上的灯塔。再如散文《歪脖子树》，歪脖子树是“我”与故乡、爷爷相连的脐带，在童年的“我”的眼里，歪脖子树是调皮的孩子；在老爷爷的眼里，歪脖子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从老爷爷眼里隐含着的一丝淡淡无奈中，“我”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
再者，他的文字始终扎根于生活。我们都是从田埂间走出来的，是泥土里长出的苗，赶上了好时代，才得以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也正因如此，他的笔下总是充满着真切的生活气息。比如《抽水烟筒的外公》，从编竹器、卖竹器到自制烟丝，日常琐事在他笔下朴素而鲜活。尤其是写到八十三岁的外公独自挑着笋干进城，那佝偻却硬朗的背影里，既有对子孙深沉的牵挂，也有乡野中人特有的那份豁达与韧劲。
当然，义田的文章，还浓浓地带着他亲历生活的痕迹。就如《送信的“姜太公”》，他以与老姜共事数年的经历，深情描述了乡邮员老姜为送一封“死信”翻山越岭的故事，令人读着读着就仿佛听见老姜的竹杖敲击青石板的声响。在《我们的邮电支局》中，十几号人挤在砖木老楼里共用灶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里满是烟火气，同时把投递员的晨露、营业员的微笑、机房里的灯光映照得鲜活可感。
事实上，义田是一个早年就颇有成绩的文学爱好者，他写的东西不仅构思巧妙，文字清新，而且多篇小小说还被《小小说月刊》收录。遗憾的是，自他调到更高层工作岗位后，或许是工作的负担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他竟然辍笔几十年，直到退休后还真是被我“吐槽”了，才重新拾笔。
收到义田文集校样时，正值初秋，窗外的银杏叶开始悄悄泛黄。秋天是收获的时节，在这片渐渐漫开的金黄里，我眼前不觉浮现出这四十多年里与他有关的点滴——那个曾被粉笔头掷醒的少年，一步步走出弯弯的山道，走过乡邮所小小的柜台，也走过文学路上从生涩到从容的悠长四季。
他的文字，或许还没有惊天动地的气象，却如闽北山间的清泉，静默、澄澈、绵长。它从生活深处涌出，带着泥土的真实，也飘着草木的清气。我想，这或许便是文学最本初的模样：不凭空虚构，而源于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