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这首由陈毅原词、何士德作曲的嘹亮军歌《新四军军歌》，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下，传扬着血与火熔铸的新四军军魂。新四军中有一支劲旅由闽北子弟兵组成，循着歌声的旋律，我们可以追溯这支革命铁军的战斗足迹，缅怀先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这是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的前身——闽北红军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生动写照。闽北全域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中央苏区东北大门的重要作用。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敌人调动1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闽北苏区进攻，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被迫转入武夷山腹地。此时，闽北红军2000余人在黄道、曾镜冰等指挥下，将部队化整为零，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红军整编为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下辖4个团，采取“分散活动，集中打击”战术，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孤军奋斗在武夷山脉，与湖南罗霄山上的铁军精神一脉相承。

“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闽北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被困死、被剿灭，反而在战斗中获得经验、锻炼精神，不断发展壮大。至1936年底，游击区扩展至闽浙赣三省26县，部队发展至3000余人。这期间，黄立贵率部在洞宫山与闽东独立师部会师，黄道与叶飞在此举行闽北、闽东党委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1935年3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进驻闽北地区，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大敌当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贯坚持斗争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加入了这支由八省健儿汇成的抗日铁流。中共闽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光泽县境内举行了谈判，谈判地点选择在光泽县司前乡北部靠近江西铅山的大洲村，这就是著名的“大洲谈判”。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在崇安（今武夷山市）长涧源集中后，开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1938年1月，闽北红军游击队在江西石塘集中整训，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长（政委），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全团1500多人，“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抗日铁军威震四方。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这支队伍保持和发扬了中央苏区红军骁勇善战、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以“听党指挥”为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三支队五团到达徽州岩寺时，接受了军领导检阅，叶挺军长高度赞扬：“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新四军共有10个团，其中福建4个团，三支队五团就是其中之一，是福建子弟兵在新四军中最重要的建制单位之一。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新四军中的闽北子弟兵，无愧于这英勇而悲壮的歌词。这支队伍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连续开展了对日作战的“红杨树战役”，对日作战的“五次繁昌保卫战”，以及“血战东流山”。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三支队五团被安排保卫军部，血战东流山，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还见证于新四军闽北斗争历史的另一座丰碑，即著名的“赤石暴动”。1942年6月17日，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在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被押解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崇阳溪赤石渡口时，80多名同志按计划向四周田野和山林分散突围，有40余名同志成功逃脱，历经艰险后重返抗日前线。这次英勇的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愿后人永续传承“铁军”之魂，让这首用热血与信仰谱写的军歌，在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上永远嘹亮。现今，南平市域内与新四军相关的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数量可观、类型丰富，主要有：大洲谈判旧址、崇安长涧源集中地、新四军南平留守处遗址、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赤石暴动烈士陵园、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等，都是这支前进的铁军留下的历史足迹。

军歌，远非简单的节奏与旋律，不是一般的音乐，它是英雄史诗的见证、红色基因的赓续，是艺术形式的历史文献。今天，我们能够从《新四军军歌》中追寻、缅怀闽北子弟兵的光荣历史，也足以说明闽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南平市新四军历史资源，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突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形成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迎接全国解放的完整革命链条，闽北无愧于“红旗不倒”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