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官的崇安令，负责武夷山的茶政、茶务，诸如视察茶园，监制茶叶生产，验视贡茶等。他们在武夷茶的发展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最先要说的是殷应寅，字一生，滕县（今山东滕州）人，顺治七年（1650）知崇安县。正是他“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即引进松萝炒青制法，后发展“炒焙结合”，为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创制的重要一环。而陆廷灿则从文化层面为武夷茶涵养底蕴，他是上海嘉定人，字幔亭，康熙五十六年（1717）任崇安知县，林佶有《武夷种花歌送陆明府扶照之任》，“仙人来自吴淞角，手抱一琴携一鹤”一句十分传神。陆廷灿编纂的《续茶经》是清代集大成的茶叶典籍，书中说：“余性嗜茶，承乏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值制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茶经之举。”此书于武夷茶用墨最多，特别辑录了王草堂《茶说》一文，其为考证乌龙茶技艺起源的关键资料。

一些崇安令为主修山志、县志，对茶亦多有考察。康熙四十二年（1703）到任的王梓，徜徉于武夷山水间，与山僧为友，他去虎溪洞访释超煌，到梧峰与松山和尚品茶，写道：“岩茗频尝知静味，盆花乍放识初春。”（《梧峰访松山和尚二首》）他编纂《武夷山志》，写“茶”这一物产，不乏敏锐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对“标奇炫异”、假冒武夷茶者、数百年“宋树茶”等现象，针砭时弊，品评一二。此外，乾隆十年（1732）上任的刘埥在《片刻余闲集》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武夷茶的品类、采制、贸易等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崇安令与武夷茶更多的联结，是作为一个礼物在他们的交友圈里流动。诸如沈涵《王适庵明府见惠武夷茶漫赋二律寄怀》、朱樟《崇安翟明府寄武夷茶仍用前韵报谢》、孙尔准《崇安令汪树滋惠武夷茶赋长句寄谢》、隆观易《九日仙桥太守出武夷茶是令崇安时所携者》、陈宇《谢崇安令张雪君广埏饷新茶》等诗记录了这一情景。

举其中二诗，稍作解读。一首是清人隆观易写的《九日仙桥太守出武夷茶是令崇安时所携者》，诗题中的仙桥太守，即同治六年至九年（1867—1870）在崇安任县令的喻光容，仙桥是他的字。一日他们同饮武夷茶，作诗道：“倾倒玉川三百月，扫除岩蜜十分甜。”他们二人都是湖南宁乡人。隆观易诗出自他的《罘罳草堂诗集》，诗集即以宁乡的罘罳峰为名。同治中，喻光容官甘肃狄道州，隆观易应招前往，或许这场茶会是在那时发生的。武夷茶，是喻氏当官生涯的痕迹；罘罳峰，是二人共同的怀念。

另一首《谢崇安令张雪君广埏饷新茶》，出自陈宇之手。陈宇，字叔安，江西鄱阳人，写有《茶博士歌》，“我长水乡惯水厄，茗饮平生欲成癖”，可见是爱茶之人。在致崇安令张广埏诗中表达了他对茶的爱惜：“茶功酒德相循环，日不可无同菽粟。崇安张侯好我甘，手摘灵芽武夷曲。封以箬叶饰以函，珍惜何殊小苍玉。”后张广埏作《闽茶歌寄答陈叔安参军宇》诗答复，然对当时茶业兴衰之变，写出了更深的思考，诗中云：“昔年种茶获益多，今时种茶罹害酷。即看人事日萧条，才知天运有往复。”“救时为著活民书，载我一篇闽茶曲。”两首诗，前者收录在陈宇《知白斋诗草》清抄本，后者则见《甬东张氏宗谱》清宣统二年（1910年）听彝堂木活字本。二者对读，实有某种历史现场感，从中可窥见武夷茶的流转、消费与品饮，是生动的茶文化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