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学习强国”平台用积分兑换，网购了一本山东作家赵德发的《擎灯之塔》。读到书中《我与〈农村大众〉二三事》，关于报纸的往事，引起了我的深深共鸣。于是，我也提笔写一写我与报纸的不解之缘。

我最早接触报纸，是在小时候居住的全木结构老房子里。自我记事起，爷爷便住到了单位宿舍，奶奶在我尚不满周岁时就已离世。老屋已有上百年历史，低矮的楼板下，母亲用报纸将陈旧发黑的壁板糊了一层。原本像干完农活一身尘土的木板，仿佛洗漱后换上了干净衣裳。楼板下方也贴满了报纸，既美观，又能挡住楼上的落尘。

每当我躺在床上，目光所及便是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字。《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报头，是我上学后才逐渐认全的。头版上那些醒目的标题与黑白图片，总是扑面而来。我读着那些刚认识的大字，看着图片，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梦里，我仿佛走进了画里，来到了首都，见到了那些只在报纸上见过的风采……

识得更多字后，我便常常站在墙边，看新闻图片和短小的文章，虽一知半解，却也看得聚精会神。楼板上的报纸，除了躺着看，我还会爬上床架，仰着头看得有滋有味。有一次看得入神，重心不稳，“哐当”一声从床上跌了下来。父母亲急忙跑过来，见我拍拍屁股又爬了上去，便嗔怪几句，又去忙手中的活计了。

开学时，我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课本递给母亲。她总会找来报纸，整整齐齐地包上书皮，端端正正地写上“语文”“数学”，还有我的名字和班级。母亲虽文化程度不高，字却写得极好。

小学五年级时，班里统一订阅《中国少年报》。我也央求父亲给我订了一份。“知心姐姐”“小虎子”“小灵通”和“动脑筋爷爷”这些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年代，报纸是主要的课外读物。我很喜欢看副刊，那里有小说、诗歌、散文和历史故事。上政治课时，老师也常读报上的新闻给我们听。

随着兄妹几个渐渐长大，老屋已挤不下一家六口。父母省吃俭用，终于在镇郊盖起了一幢砖木结构的新房。母亲在院子里养猪喂鸡。一年后，家里添置了电视机——那是母亲卖掉猪，又凑了些生活费，买回的一台“珊瑚”牌14吋黑白电视机。为此，父亲又订了一份《福建广播电视报》。

每当期报一到，一家人便抢着翻阅。报纸上预告着一周内央视和省台各频道的节目时间。过期的电视报，有的被母亲剪下来做裁衣服的样板，有的则和废纸壳一起卖到废品站。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都是在缝纫机“嗒嗒嗒嗒”的声响中，依着报纸裁样缝制出来的。

待业在家的那段日子，除了读名著，我还看各种刊物，如《福建文学》《星星诗刊》《散文》，还有《闽北报》。尤其是《闽北报》的《武夷山》副刊，深深吸引着我。自诩为文学青年的我，读书看报后，也埋头伏案写起了诗歌、小说和散文，频频投稿。《闽北报》（后为《闽北日报》）是我投得最多的报刊。大多时候是退稿，或是石沉大海。

直到有一天，我又去镇文化站图书馆看报。习惯性地翻开《闽北报》，目光移向《武夷山》副刊时，忽然眼前一亮——一篇名为《嘎拉子》的文章像磁石般紧紧吸住了我。看到署名“王光福”时，我格外兴奋。虽然文章被编辑删减了一些，却更显精炼。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一篇不到千字的“豆腐块”。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钢笔字变成了报刊上的铅字。1993年，我的处女作发表在《闽北报》上，这便是我报纸情结的由来。

阅读报纸，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让我知晓了国家大事。

如今，身处新媒体时代，面对纷乱如麻、真伪难辨的海量信息，报纸的客观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依然无可置疑，它是信息洪流中传递真实的清流。它不再喧嚣，依旧传递着信息，让日常安静地躺在案头，化作我练字的底色、阅读的食粮。这缕纸墨的宁静，足以抚平心绪，让我在提笔落墨间，看见岁月的端正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