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
人物名片
张晓明副教授拍摄建本雕版
7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中华文明课堂系列讲座第十讲顺利开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晓明受邀做客讲堂，带来题为《东亚儒学视域下<孟子>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的专题分享。讲座结束后，本报记者对张晓明副教授进行了专访。
建本作为中国宋代三大刻书体系之一，是闽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中，建本《孟子》系列典籍东传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思想、学术与文学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鲜活见证。
本报专访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专家张晓明副教授，从建本传播视角，解读《孟子》在日本的传播轨迹、接受差异与文化价值，挖掘闽北建本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记者：长期以来，大众普遍知晓《孟子》是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但民间一直流传“日本禁忌《孟子》、携《孟子》渡日船只必沉”的说法。首先想请您解惑，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缘由？
张晓明：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是中日儒学交流史上的经典说法，并非史实，却精准反映了早期日本对《孟子》的特殊接受心态。书中记载，日本愿意高价采购中国各类经书，唯独规避《孟子》，传言携带《孟子》的船只出海必沉没。这一说法在日本学界引发长期讨论，日本学者松下见林就明确驳斥了这种传闻，他指出《孟子》传入日本已有千年以上历史，赵岐注本、《四书集注》《四书大全》等各类《孟子》注解版本早已在日本流传，沉船之说并不成立。
而这一传闻能够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核心原因是《孟子》的核心思想与日本本土神道教、天皇体制存在冲突。《孟子》推崇“汤武放伐”“顺天应人”的革命思想，主张君主无道则可被推翻，倡导君臣相对的伦理观念。但日本自古标榜“天皇万世一系”，天皇无姓氏、血脉恒定，不存在中国语境下的异姓革命、改朝换代，这种思想冲突让早期日本对《孟子》存在天然隔阂与禁忌心态，也造就了这一特殊的文化传说。
记者：我们了解到，建阳是古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本典籍是儒学东传的核心载体。想请您介绍，建本《孟子》及相关典籍，是通过哪些路径传入日本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晓明：《孟子》的东传，贯穿日本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核心阶段，依托僧侣游学、商贸往来、官方文化交流三大路径，层层递进、不断深化，是东亚儒学传播的重要脉络。
日本古代（古坟至平安时代）是《孟子》初传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通过遣唐使、入华僧人引入中国儒学典籍，日本官方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明确记载了《孟子》十四卷赵岐注本、唐代陆善经注《孟子》七卷，其中不少版本依托复刻体系流传至日本。平安时代的《令集解》《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等官方文献，已大量引用《孟子》字词与文句，比如《日本书纪》中“大丈夫”一词，本源就是《孟子·滕文公》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内涵，只是日本初期仅停留在字词、短句借鉴层面，尚未深度理解《孟子》的思想体系。
日本中世（镰仓、室町时代）是《孟子》深度传播的关键期，核心依托京都五山禅林文化。当时京都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五大官方禅林，是日本汉学研究的核心阵地。大量入宋、入元僧人成为建本典籍传播的核心媒介，圆尔辩圆等僧人先后赴华游学，从江南、闽浙一带带回大量儒学典籍。其中圆尔辩圆带回的典籍被整理为《普门院目录》，明确收录《孟子》相关注本，形成了目录记载与实物留存的双重佐证。这一阶段，《孟子》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典籍，而是成为日本禅林僧人研学、论道、创作汉诗的核心文本。
日本近世（江户时代）是《孟子》规模化、体系化传播的鼎盛期。德川家康推崇四书儒学，明确提出统治者可专精研读《孟子》以修身理政，极大推动了《孟子》的普及。这一时期，建阳刊刻的《四书大全》《孟子大全》等建本经典大量输入日本，被日本学界、私塾广泛采用。建本精良的刊刻工艺、完整的注解体系，成为日本儒学校勘、研习的核心底本，甚至被京都大学、国立公文书馆、筑波大学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珍藏、电子化留存，影响极为深远。
记者：相较于其他版本的《孟子》典籍，建本《孟子》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中，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对日本汉学发展起到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晓明：建本能够成为《孟子》东传的核心载体，核心优势在于刊刻量大、体系完整、注解详实、流通性强。宋元明清时期，建阳是全国核心刻书中心，建本《孟子》系列典籍涵盖原版经文、历代名家注疏、儒学合集，版本体系完备，同时依托海上商贸航线，批量输出至日本，相较于其他地域版本，传播覆盖面更广、留存度更高。
在学术价值上，建本《孟子》弥补了日本儒学典籍残缺、注解零散的短板。日本学者山井鼎编撰《七经孟子考文》时，就重点参考了建本《十三经注疏》，依托建本完整的批注、校勘内容，完成了孟子经文的校正与梳理，其研究成果成为后世日本孟子研究的重要蓝本。同时，建本《孟子》承载的程朱理学注解体系，为日本儒学从佛学附庸走向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文化影响上，《孟子》推动日本实现了从浅层文字借鉴到深度思想重构的转变。日本中世时期，五山禅僧依托《孟子》开展学术辩论、汉诗创作，将孟子“浩然之气”“仁义之道”等思想融入汉文学创作，诞生了大量兼具儒学风骨与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文作品；近世时期，建本《孟子》成为日本图书市场的重要翻刻对象，推动孟子民本、仁义思想在日本民间与精英阶层普及，重塑了日本的伦理认知与政治思维。
记者：《孟子》传入日本后，日本学界并未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本土国情进行了取舍与重构。依托建本典籍流传的孟子思想，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认知差异与思想改造？
张晓明：孟子思想在日本的本土化改造，本质是日本为适配本土政治体制、社会伦理，对建本传入的儒学思想进行的选择性吸收与重构，差异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与伦理认知两大层面。
首先是对“汤武革命”思想的刻意规避与修正。《孟子》完整传承了儒家革命思想、君臣相对观念，但这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根本冲突。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曾多次与学者林罗山探讨汤武放伐的合理性，最终刻意弱化孟子的革命思想，强调君臣尊卑恒定，否定“以下犯上”，以此巩固幕府统治。同时，日本学者对孟子“舜弃天下救父”的孝道观进行重新解读，跳出中国传统忠孝辩证的框架，从心性本体论角度批判其片面性，强调法治与公义的重要性，适配日本武士阶层的契约伦理。
其次是伦理概念的本土化异化。以“大丈夫”为例，《孟子》诠释的是坚守道义、人格独立的君子品格，而日本早期文献中对该词的解读，更偏向勇武、刚猛的武士气质，弱化了道义内核。在“义利之辨”上，日本学者也突破了孟子重义轻利的原始主张，结合日本幕府武士的奉公、御恩契约制度，兼顾道义与现实功利，形成了适配日本封建社会的功利化儒学认知。
此外，日本还通过世俗化改造普及孟子思想。官方与学者过滤掉孟子革命、民本等敏感内容，将仁义、忠孝、修身等适配本土的思想，通过净琉璃、歌舞伎等民间文艺形式传播，让建本所承载的孟子思想完成了精英学术向大众文化的渗透。
记者：从建本传播视角来看，《孟子》东传日本的千年历程，对当下我们挖掘建本文化价值、深化中日文化交流，有哪些重要的启示？
张晓明：建本《孟子》的东传史，是闽北地域文化走向东亚、参与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有着极强的当代价值。
首先，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瑰宝。长期以来，建本文化的价值常被低估，但建本《孟子》等经典典籍跨海传播，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学术、文学体系，充分证明闽北建本是东亚儒学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石，是福建乃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值得我们深度挖掘、系统传承。
其次，文化传播是选择性吸收、融合创新的过程。建本《孟子》在日本的接受、批判与再阐释，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普遍规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并非简单的文本输出，而是思想的交流互鉴、兼容创新，这为当下传统文化出海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后，我想说的是，建本文化是当代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优质纽带。建本典籍搭建的中日儒学交流脉络从未中断。当下，我们可以依托建本《孟子》等珍贵文化遗存，开展版本研究、学术研讨、文化展览等交流活动，以典籍为媒、以文脉为桥，深化中日民间文化共情，推动东亚文明互鉴持续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