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底，我穿上军装，离开家乡，一路西行，来到秦岭余脉的武当山脚下。初到浪河，是在深夜。火车停靠在这个小站，这是铁道兵一师三团的驻地。

随着老兵一声令下，我们沿着坑洼的便道，从半山腰蜿蜒而下，来到山脚的一所乡村小学。学校旁几座类似仓库的大土房，便是我们的营房。55名新兵和班长挤在一间屋里，几个木墩架上废旧钢轨，铺上床板，成了通铺。腊月的鄂西北，气温跌破零下十度，虽然每人只有四斤薄被，但大家挤在一起，彼此的体温织成一张无形的暖网，倒也不觉刺骨。

这里与家乡福建有近半小时的时差。早晨6点，天仍漆黑，起床号伴着老兵的催促声，将我们硬生生拽出梦乡。一路小跑到三百米外的浪河边，搪瓷杯碰得水面“邦邦”响——河面结了厚冰。砸开窟窿洗漱完毕，回头却发现塞在杯口的毛巾，早已冻成了冰疙瘩。

天亮后，昨夜那片灯光闪烁的“城区”，原来是依山而建的团部土房。寒冬山坡草木枯黄，老乡家土墙根被湿气剥蚀得头重脚轻，仿佛随时会坍塌。脚下便道经车碾人踩，低洼处的泥泞入夜冻结，成了高低不平的冻土丘，稍不留神就会崴脚。

新兵连的日子，是痛并快乐的混合体。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轮到我站岗。冬夜山风掠过草丛沙沙作响，第一次单独值勤的我心里发毛，眼睛不停扫视黑暗的角落。突然，一阵“伊啊——伊啊”的惨叫从远处传来，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后来才知道，发出这怪叫的竟是毛驴。这个平日温顺的家伙，嘶吼起来竟如此骇人。

紧急集合是大家谈之色变的“噩梦”。睡梦中，急促的军号如电流窜过，我们弹身而起，手忙脚乱地穿衣、捆背包。第一次，有人跑着跑着背包散架，只好抱着被子狼狈前行；有人鞋带松脱，光着脚丫坚持；还有人栽进路边沟渠，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冲刺。传口令更是笑话百出，连长的指令传到队尾往往已面目全非。次数多了，大家渐有章法，唯扣错衣扣之事仍时有发生。最累的一次，汗水湿透棉衣，连背包都被洇湿。但与红军强渡大渡河一昼夜奔袭相比，这点苦累又何足挂齿？

浪河边的河滩地是我们的训练场。三个多月里，从队列分解动作到刺杀的一招一式，从射击的“三点一线”到投弹的转腰挥臂，再到战术训练的摸爬滚打，每个动作我们都重复千百遍。结业时，崭新的军装磨出了窟窿，脸庞晒得黝黑，我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学生娃，逐渐磨砺成一名坚韧、敢拼、不服输的战士。

紧张的训练间隙，也偶有快乐的瞬间。一次休息时，两只饿极了的野兔从山上误打误撞闯进了训练场。刹那间，全连二百多号战士来了精神，你追我赶，受惊的野兔东突西窜，凭着机灵劲儿，突出重围，逃回山里，消失在枯草丛中。

那时，襄渝线上有数十万大军奋战，后勤保障异常艰难。三个多月里，我们餐桌上几乎顿顿是地窖里贮藏的萝卜和白菜。因为存放时间太长，菜里总带着一股烂菜味，但饥肠辘辘的我们，依旧吃得喷香，连菜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洗澡在当时是个不小的难题。新兵连没有澡堂，我们只能趁着中午天气稍暖，到浪河里去洗冷水浴。入伍前我虽有些冬泳的底子，但在那样刺骨的河水里，每次下水前都得咬紧牙关。唯一的一次热水澡，是在临近春节时，各新兵连分批组织到团部澡堂去洗。人多水浊，洗成了乳白色的“汤”，大家却开心得不得了，洗完后浑身松快。

1978年春，我脱下军装，退伍回乡，此后便再未踏上过那片让我魂牵梦绕的土地。直到退休后，前些年，我终于带着老伴重回浪河，去寻觅那段青春岁月的影子。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只是当年那个闭塞落后的鄂西北山区，早已换了人间……

站在当年的训练场上，闭上眼，耳边仿佛又响起老连长操着浓重的云南乡音下达的口令；睁开眼，似乎还能看见那位瘦小精干的贵州老班长，正一丝不苟地纠正着我们的队列动作。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念叨着：老连长，老班长，你们在家乡还好吗？你们带的兵，正在远方深深地思念着你们。那些日子，就像浪河里翻涌的一朵朵小浪花，虽已远去，却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晶莹剔透，不曾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