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惠强老师是福建省组团式援藏教师中的一员。今年6月，他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援藏期间，他写了280多篇支教日记，记录了他与孩子们的共同“成长”点滴。他说援藏需要用真心做实事。这份踏实和坚持，或许正是“优秀共产党员”朴素且有力的注脚。

本文是雷惠强老师亲述的援藏支教故事与心得，与读者分享。

2025年起，带着组织的信任与教育的初心，我作为20名福建组团式援藏教师之一，跨越山海来到雪域高原。今年我已50岁，本可以只承担教学任务，相对安稳地度过援藏时光。但看到孩子们清澈又略带羞涩的眼神，听到他们怯生生地喊“老师好”，我觉得藏区孩子需要的不仅是一堂课，还需要日常的关心和陪伴。

于是我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苦差事，是我想做的事。在我看来：援藏不是履历表上的一行字，而是踏踏实实为藏区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做高原上最早醒来的“守夜人”

进藏以后，我的作息基本跟着孩子们走。

清晨六点，天还没亮，我就到宿舍楼下，轻轻敲门叫醒他们，提醒他们多穿衣服，帮他们整理内务，然后站在教室门口，听他们晨读。

正午时分，其他老师回去休息，我习惯搬把椅子坐在宿舍楼道里，这样能听见每个宿舍的动静——哪个孩子翻来覆去睡不着，哪个孩子在被窝里偷偷哭，哪个孩子起了高烧说胡话。我走进去摸摸他们的额头，掖好被角，等他们睡踏实了，我才歇一会儿。

晚上查寝，也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高原的夜来得迟，但寒气重。我提着应急灯，一间一间地看，有的孩子睡觉不老实，被子踢开了，我一个个帮忙重新盖好。站在走廊里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就觉得踏实。日复一日，也就成了习惯。

做孩子们心中的“福建阿爸”

班里不少孩子来自牧区，有的半年才能见父母一面。他们很独立，但也能看出来，心里是想家的。

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衣服破了，我帮着缝；鞋带散了，我帮着系；想家了，我就陪着聊会儿天。

去年中秋，十几个孩子因为路远回不了家。我去县城买了月饼，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摆好，叫他们一起坐过来。我给他们讲福建的海，讲妈祖的故事，讲海峡那边的事。一个平时最调皮的男孩突然红了眼眶，说：“老师，我能叫你一声阿爸吗？”我愣了一下。那一刻，十五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我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融化了。

从那以后，“福建阿爸”这个称呼就在班里传开了。

流感肆虐的那段时间，十几个孩子高烧不退，家长都在几百公里外的牧场。我把他们接到自己宿舍，支了行军床，白天上课，晚上照顾。凌晨三点起来换毛巾给他们物理降温，天亮熬好粥再去教室。有个女孩烧得迷迷糊糊，拉着我的手说：“阿爸，你别走……”我坐到她退烧才离开。

他们叫我阿爸，我就尽力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

生活中像父亲一样陪伴，在学习方面，我也不能缺位。我是一名历史老师，但在我心里，班主任首先是“全能家长”，其次才是“专科教师”。

孩子们基础不太扎实，我就帮他们补各科。数学公式不懂，我就多讲几遍；英语读不准，我就一遍一遍地带读；作文写不好，我就带他们观察高原的云、格桑花、转经筒，写身边的事。

周末是我最忙的时候，但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挺期待。

我的宿舍成了辅导室，沙发上坐满了人，茶几旁也趴着写作业的，连地板上都坐着人。我泡好酥油茶，拿些福建带来的点心，边讲题边听他们聊学校里的事。有个基础比较弱的孩子，连续来了三个月，从不及格考到了78分。他拿着卷子冲进我宿舍，眼眶红了，说：“阿爸，我做到了！”

说实话，看到他们进步，比什么都值。

把福建的温度种进孩子心里

进藏以后，我写了280多篇支教日记。不是为别的，是怕自己忘了——忘了哪个孩子哪天笑了，忘了哪个孩子哪天哭了，忘了他们成长的点滴。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把福建教育人的细腻、温暖与担当带到高原。学生思想有波动，我就跟他们谈心到深夜；生活习惯不好，我就手把手教他们整理内务；想家了，我帮他们打视频电话，听听父母的声音。

我不求什么回报。只希望孩子们以后回想起来，能记得在雪域高原上，有一个“福建阿爸”陪他们过中秋，深夜里帮他们盖过被子，在他们觉得难的时候说过“别怕，阿爸在”。

雪域高原路，一生援藏情。今年，50岁的我，仍然选择在高原待下去。床头放着血压计和降压药——高原反应、熬夜查寝、劳累，身体确实不是没出过问题。但每次走进教室，听到那一声“阿爸好”，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

我会继续以爱为桥、以责为任，爱生如子、日夜相伴。教育援藏的意义，在我看来，不是教出几个高分学生，而是让这些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跨越山海来爱他们。

闽藏之间的情谊，不在豪言壮语里，在日常的相处里。希望这份从福建带来的温暖，能在孩子们心里留下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