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片中台词“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直击人心。这句话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情义日渐凉薄的现实，更引发了人们深层次的省思：在人与人之间，如今还剩下多少这样不计得失的情义？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承诺、善意与跨越半生守望的故事：青年郑木生下南洋谋生，意外身故后，他曾救助过的华侨女子谢南枝，以他的名义继续给其远在潮汕的妻子叶淑柔寄送侨批，汇款捎物，直至数十年后真相大白。

俗话说，情义值千金。可如今，情义却成为了“稀缺品”。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空前富足、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空前便捷，却也异常脆弱。昔日邻里间的守望相助，演化成防盗门后彼此警惕的冷漠一瞥；曾经同窗朋友的肝胆相照，弱化为朋友圈里礼貌而疏离的“点赞之交”；甚至是夫妻间那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也异化成斤斤计较付出与回报的“交易”。

情义的天平上，被放上了利益的砝码，错位的伦理与功利的算计，勾勒出这世间一件件荒诞的事情。社会上，“白眼狼”式的受助者时有所闻，他们以弱势自居，理直气壮地占据道德高地，对施助者提出苛刻要求；职场里，有些员工在项目攻坚阶段“以公司为家”，连夜鏖战、透支身心，可一旦项目结束或公司业绩下滑，便立刻被以“优化”名义辞退；生活中，兄弟姐妹间相互推诿赡养的责任，却在丧葬费分摊时装模作样地争相“尽孝”，只为能在遗产预分之际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更有甚者，一些人不再将“无情无义”视为道德缺陷，反而将其美化为清醒独立、有边界感的代名词。这本质上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奉行精致利己主义的人智商、情商皆高，善于表演、懂得配合，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但也不会去关照他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越来越常见，或许是办公室里那个见了领导就笑得像朵花、见了下属就板着脸的同事，或许是饭局上那个嘴上说着“我来我来”、手却迟迟不往口袋里掏的朋友……他们也许活得很没有负担，可他们却过于凉薄。精致，成为了“无情无义”的遮羞布、挡箭牌。

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尼采的“权力意志”、安·兰德的客观主义，无不说明利己并非简单的自私标签，而是人性在生存博弈中演化出的源代码，好比原始森林里藤蔓争夺阳光。但“利己”与“精致利己主义”是两回事，前者是本能，后者是主义，是将“己”字放大到遮蔽一切的地步，是除了自己，眼里再难以容下旁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要的是“己所欲，施于人”，甚至“己所不欲，亦施于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可不顾他人处境和感受。

再看电影里的郑木生，他的情义是火场与渔船之间，一次次舍命相救、荣辱相连的赤诚肝胆；替郑木生写信寄钱的谢南枝，她的情义是主动成全和托举另一个家庭的知恩图报；独自在家乡带大三个孩子的叶淑柔，她的情义是在得知真相后想要回馈这份善意的惺惺相惜……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望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人与人之间还曾有过这样动人的情义。

探寻中华文脉，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义不曾缺席。《诗经》有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是亲亲之爱，流露孝子无法终养父母的悲思；《后出师表》有云：“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臣子之忠，亦报“三顾茅庐”的知遇深恩。从前，人们用时间、用生命“养出”情义，而如今，人们习惯用效率、用利益“过滤”情义。我们不妨问问：有多少人仍会义无反顾地扶起摔倒的老人？又有多少人会不求回报地帮助陌生的他人？当“怕不怕”成为善意的门槛，当“值不值”成为行动的前提，情义就可能在这一次次的犹豫中渐渐地流失。

鲁迅曾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约翰·多恩反思生命的意义，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里的一环，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愿当下的我们，勿忘骨血中这种有温度的联结，别让情义沦为古籍里的典故、银幕上的绝唱。因为，一个美好的时代，是有情有义的人始终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