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与客家，这两个词，无论是武夷山人还是客家人，都鲜有将其相联系的。然而，就在这碧水丹山之间，从汀州府向北回迁的一批人中，有一小支落脚在武夷山下，进入星村镇下辖的红星村，世代以种茶为业。他们的故事，为“以他乡作故乡”的客家叙事增添了一味山水茶香。
202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文化特派员的身份走进红星村，未曾想到会与客家和客家文化结下如此深的缘分。刚入村，两位书记便向我介绍了塘角、竹坑两个客家自然村——原来红星村竟有一半村民是客家人。
他们带我来到塘角村的龙兴寺，参观“客家联谊馆”。为我们讲解的是村民官明金。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头发花白，长年的劳作让肩头微微拱起，却掩不住一股劳动者的精气神。他细数客家人的风俗，介绍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固定的山歌对唱、舞龙灯、花鼓戏、锣鼓表演等活动。可那些张贴的文字与图片，总像普通展馆的陈列，若非有心钻研，很难真正打动人心。
我们去了他家的茶厂。一坐下，官叔便滔滔不绝地讲起“石门楼”“天子地”的传说。可一整天下来，我总觉得这些讲述带着某种陌生化、景观化的意味。这个村子有太多东西需要梳理，而热情的官叔，除了是“介绍者”，究竟还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直到次年正月十四才真正找到。那天，在村两委组织下，舞龙活动在村部举行。原来，官明金是村里最权威的舞龙师傅——他舞的不是普通的龙，而是客家特有的“竹编散龙”。
一场竹编散龙的准备工作极为繁复。所有材料都取自山中翠竹：龙珠1个、龙头1个、龙身九节（也可七节或十一节），均以极细软的竹篾编织而成。龙珠用红布包裹，三角处贴蓝、绿彩纸；龙头糊纸，鼓起前后两大一小三个“龙包”，大包上书“王”字，两侧有耳与尖角；龙身每节用纱布或纸包裹，外贴蓝、黄、粉、绿、红的爱心形剪纸，圆柱一侧留半圆开口，用以放置草纸搓成的油捻、蜡烛或小灯泡。
表演时，一条散龙需11人共舞，另配两名举排灯者、两名提灯笼者。排灯开道，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业兴旺”“五世其昌”；提笼者走在龙前，负责分发请帖、收取红包。这些细节，都是后来我对官师傅进行了长达两小时访谈后才梳理清楚的。
正月十四那晚，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项民俗的生命力。傍晚七点，村民们撑着伞，或在雨中簇拥，在村部空地上围成圆圈，为散龙让出空间。
龙来了。锣鼓队里有大人，也有孩子；舞龙队伍也一样。有人夸赞：“舞龙尾那小伙子不错！”果然，一个二十出头的瘦高青年，左手背在身后，右手举着龙尾顺时针舞动，脚步随节奏轻快跳跃。我录下这段视频，随手发到抖音，竟引来六万多人关注——人们都在好奇这股来自乡村的蓬勃活力。
半小时后，竹坑的舞龙队将散龙交给了塘角队。领衔的正是官明金。塘角队由中年男性组成，力道更足，姿态更稳。他们在访客中心广场上摆开阵势，表演了“龙转花”“卖珠”“打跳珠”“龙孵蛋”“方桌戏珠”等绝活。其中最惊险的是“方桌戏珠”：舞龙珠或龙头者需仰躺于方桌上，仅凭背部力量顺时针旋转，带动龙珠与龙头配合舞动。一套动作下来，官师傅大汗淋漓，但听着村民的叫好声，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得意。
活动持续到晚上八点，气氛愈加热烈。同是客家人的华书记说，要把散龙送至塘角的龙兴寺，在那里完成“化龙”仪式，预计九点结束。因要带孩子回城，我只好提前离开。路上，同行多年的吴先生感叹：“来武夷山这么久，第一次在这里感受到了年味。”我望着窗外黢黑的天与零星小雨，觉出了这句话的分量。
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向心力与凝聚力。在一切求快、求简的时代，这些看似“麻烦”的仪式，反而激起了人们心底最深的情感。也正因如此，中原先民才能翻越千山万水，在南方重峦叠嶂间安家落户，开辟新天地。
此后，我萌生了系统梳理武夷山客家文化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整理竹编散龙的非遗申报资料。从市文化馆馆长杨义东和非遗专员张翠处得知：申遗关键在史料实证。民间传说此技艺自清康熙年间流传，但口说无凭，必须有据可依。
于是我再次走访官家，这次目标明确：查族谱。同行的有红星村退休教师华金明、地方文史专家张珍秀和范传忠。官师傅搬出暗红色封面的《天水堂上官氏·长汀官坊族谱》，上写“克义编著”。上官氏以楚怀王少子兰公为始祖，因裔居天水郡，故称“天水堂”。但我们要查的是：上官氏何时迁入武夷山？官师傅对族谱也不甚熟，只说要找“正良”一辈。几番翻阅，虽找到“正良”，却无具体迁居年月。专家建议查墓碑，但山路遥远，连日阴雨，一时难以成行。
正当一筹莫展，官明德老人来了。他是官家大哥，塘角村小组组长，在村里颇有威望。他很快纠正了我们：要找的是“正粮”，族谱误写为“正良”，可通过其妻罗氏佐证。果然，我们找到记载：“正粮，清嘉庆十六年（1811）生，于咸丰元年（1851）从长汀官坊乔迁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黄溪口村塘角种茶开基。”
这一记载，不仅确证上官氏定居武夷山已逾170年，符合非遗申报年限要求，也为客家人“以茶为业、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提供了实证。
历史脉络清晰后，大家心情放松了一些。聊到竹编散龙，我忍不住担忧：从正月初一“编龙”“起龙”，到十五“化龙”，半月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当老一辈逐渐老去，被现代文明同质化的年轻人，还能守住这份传统吗？
华金明老师用客家祖训娓娓道来：“人往四方 励志名扬 崇宗敬祖 恋土爱乡/孝悌忠恕 笃守伦常 尊师尚学 修身勤上/宜习正业 奋发农桑 端行正品 和睦礼让/戒赌戒淫 惩恶扬善 法礼不违 伦理不乱……”祖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凝聚力。只要祖训在，文化就在，由文化生发的习俗，自然会长存。
随着调研深入，我发现武夷山与客家本就有天然联系。台湾学者汤锦台在《千年客家》中指出：客家并非中原汉人的简单复刻，而是中原移民与闽越、畲瑶族群在武夷这片地域千年融合的结果。群山环抱的武夷山脉，隔绝了兵祸匪患，成为中原先民的“桃花源”；丰富的茶叶资源，更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开枝散叶，将客家文化播向海内外。
再看客家新童谣《忘不了》：
北方人 往南跑 避战祸 找生活
过武夷 住山坳 开山林 筑土堡
石壁村 葛藤凹 鸡牛羊 满山跑
跑得快 过山隘 出远洋 找财发
财路广 想父老 回祖地 把墓扫……
这首童谣既点明了武夷山在客家人南迁史上的枢纽地位，也凸显了他们“不忘历史、不忘祖训”的精神基因——唯有铭记来路，才能在动荡中寻得生机。
当然，我对红星客家村的认识仍很浅薄。清康熙年间迁入的说法尚未证实；竹坑的吴家、黄溪口的华家、楼下窠的罗家……这些家族的故事，以及具体个体的生命轨迹，还有待挖掘。或许，沿着族谱这条线索，我可以一家家走访，慢慢打开这个藏在山水茶香里的武夷客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