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早期种茶、制茶者，以僧道群体为主，所谓“岩顶僧家皆茶户”（清赵俞《采茶词》），“偶访山僧岩下居，自摘自煎辨溪水”（明商梅《九曲试茶歌》）。他们较早开始武夷茶采制的探索，曹溶《寄长兴令韩子久》：“幔亭有僧称作家，立意不摘三春芽。”在护生、节俭的观念并追求茶叶内质丰富的情况下，他们将武夷茶的采摘期推延至谷雨、立夏，即不采嫩芽而以驻芽三四叶为青叶标准，这是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创制与发展的关键基础。厦门同安人释超全入武夷山为僧，至于在哪个寺庙，无从得知。重要的是他所写的《武夷茶歌》：“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后之“看天做青，看青做青”与之一脉相承。后来他写《安溪茶歌》，“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道出武夷岩茶制作技艺被学习模仿的历史细节。

在武夷山潜修的高僧道盛觉浪认为“茗叶经火，香色长留”，则是“武夷焙法，实甲天下”的注脚。他的弟子笑峰大然禅师与方以智对武夷茶的制法皆有精妙的论述，见《青原志略·漱青岕》《物理小识·茶》诸文。同时，当时有这样的看法：“僧家所制远胜道家”“武夷茶出僧制者，其价倍于道院”，见查慎行于竹窠寺、白云洞寻访茶僧而写的诗。到了1941年，武夷天心寺妙常方丈带领僧徒制作大红袍，福建示范茶厂武夷制茶所主任林馥泉与茶叶专家廖存仁现场观摩，并完整而翔实地记录下过程，写成《武夷天心岩大红袍采制记录》，为早期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的经典文本。

僧人制好的茶，有的拿来销售，有的用于馈赠。曾任崇安令的刘埥在《片刻余闲集》记载说：“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到武夷山，亦描述了茶商在山中向和尚买茶的场景。文人墨客访武夷古寺，参禅问道，茶是款待良品。一些诗文反映了这些细节。明人周之夔的诗记录他与虎啸岩僧宝舟的“茶缘”，例如《送武夷僧宝舟归虎啸岩》：“惠我小龙团，清芬喷琼液。”《武夷僧宝舟寄茶至》：“僧入松风梦，茶先谷雨尝。开函如见面，对食每清肠。”张锡爵收到友人寄来的花香与小种，前者产于白云洞，后者来自集贤峰老僧；白云岩的崧顶上人曾为到访的林正青烹瀹小种与乔松茶；金井坑乐闻和尚与李馥交好，赠以岩茗：“罂分少许建溪春，金井僧供风味真。”（李馥《寄茶》）清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十六日，弥陀寺僧常庆请梁章钜喝“风味甲于山中”的木瓜茶。（梁章钜《武夷游记》）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四日，晚清学者孙衣言“晚至磊石峰，宿僧寺中，寺僧出茶饮客，有奇种、名种、小种各名目”（孙衣言《赴皖日记》）。正因为茶僧交游圈的“蔓延”，使得武夷茶被大量地书写，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印迹。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福井岩。1869年摄影家黎芳（Afong）带着湿版照相机到武夷山拍摄采风，留下诸多珍贵影像。其中一张是福井岩（Happy Well Grotto），照片里寺庙建筑宏伟，仿佛可闻见禅音钟声。据《崇安县新志》记载，福井庵“乾隆二十四年（1759）僧莲山建，五十七年其徒僧正辉重修”。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与林则徐同年进士的林元英至武夷，写了日记：“初三日，游福井岩……至寺，寺门悬彩额，寺主袈裟出迎，揖让入客堂，供茗设果楪。茶数巡，如顾恺之倒啖蔗，渐入佳境，盖寺例以茶供客，各有等次，愈饮愈佳，方见茶品高下也。”他还描述了寺里制茶之景，“观寺内治茶具、鼎炉等件，与他处茶坊不同，方知武夷名种，其制造之法，迥异寻常，固宜独出冠时也”。（林元英《漱石斋吟草》）

林元英另作有《福井岩访敬亭上人未遇》《敬亭禅师惠名岩奇种茶十罂》诗，可知他与福井庵僧人的往来细节。敬亭禅师赠送的名岩奇种茶是“白甀封题血色斑”，即茶有红丝。或茶为红线缠绕，类龙须茶样式；还说：“福井岩茶品，相传是宋种。”而今这里寺庙不存，一时为武夷奥区秘境。今名作“古井”，产优良的老丛水仙，逐渐为人所知。

从茶叶的采制到流转、品饮，武夷山上的茶僧参与其间，在武夷茶文化史上扮演关键角色。借用袁枚的诗来说，他们于制茶，是“采之有时焙有诀”；于茶饮，为“烹之有方饮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