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39岁的邵雍和父亲从共城迁居到洛阳。

邵雍很穷，没有“进士出身”的名头，如果搁在明清，他就是乡里穷得揭不开锅的蒲松龄。宋朝人不看出身，看德行与实力。

邵雍到洛阳的时光，许多城中寺院、农村庙宇被开辟出一些空间用于私人绛帐授徒，寺庙兼容了校舍的功能，也有一些富足的学者直接开馆聚徒。洛阳城到处都是“培训机构”，城乡百姓到处在找好老师。

实力决定财力。被二程称为“振古之豪杰”的邵雍到了洛阳，迅速拉高了洛阳的整体教育水平。“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邵雍极高的教学水平并没有和富足的生活相匹配，他仍然很穷，娶不起老婆。皇祐五年（1053)，43岁的他才娶学生王允修的妹妹为妻。“贫不能娶，乃由太傅张穆之为之备聘礼”，连聘礼都是太傅张穆之准备的。

邵雍一直依靠洛阳的天宫寺讲学授业，居住条件简陋，更没有工作室或书院。嘉祐七年（1062），王宣徽担任西京（洛阳）留守，看到邵雍的住处很简陋，就出钱出力，帮他在天宫寺旁的天津桥南，买了一块田宅，修筑了三十间房屋给邵雍居住。邵雍写诗答谢：“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邵雍自己动手，按时令耕种收割，衣食无忧，他给自己的园宅取名“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

过了多年，王安石变法，国家政策调整，对官田、官宅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地方官员为私人搭建、赠送房产。邵雍的宅田被划为官田。

邵雍可能再一次面临无法安居的窘境了。

宰相级别的司马光、富弼和洛阳一把手王拱辰等人说，如果先生的宅子被他人占据了，是我们的耻辱。“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于是，司马光、富弼和王拱辰等倡导者及一些高官、门生共20多位参与者一起出资为邵雍买下田宅。安乐窝真正地成为邵雍的私产。如果从产权证上看，邵雍的安乐窝仍然归司马光、富弼、王拱辰名下。“邵康节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郑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房屋的产权署名司马光；花园的产权署名富弼；庄园的产权署名王拱辰。当然，司马光等三人是不会向邵雍讨回房产的，他们只是用他们的财力来共同反哺文化。邵雍写诗答谢：“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七千来步的面积，还有园林中平静和缓的流水，这些，是二十多个人争相出钱购买的啊！

一天，司马光穿着深衣，从崇德寺书局散步到洛水堤上。经安乐窝时，他和邵雍开了个玩笑，让人以程秀才之名前去敲邵雍之门说要拜访。邵雍出门迎接，居然是司马光。此次拜访，互有写诗，其中司马光的一首为：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

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司马光朝廷归来，堂堂的宋王朝宰相脱去紫衣金带，就是一位农夫了。邵雍依韵和诗：

冠带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

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

邵雍赞叹卸下冠盖，安然隐退的司马光为“丈夫”。

如果邵雍仅仅限于达官贵人的朋友圈，就可能成为不接地气、脱离群众的专家。真正的专家，行的是“日常之道”。

和煦的春日或温暖的秋日，邵雍就会乘坐黄牛拉的小车出行。听说邵雍要来，“无老少妇女良贱”，不论老人、孩子、女子、良人、普通从业者，都立在门前等邵雍。如果有家庭矛盾并好长时间解决不了的，他们就来到邵雍的车前，请邵雍定夺，“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结果是每个人都非常开心，把清官难断的家务事都处理得和和美美，把社会矛盾扼杀于家庭邻里之间，邵雍成了百姓的贴心人，默默地改变了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后来，即使是洛阳的幼童、厮隶，只要一听到邵雍的黄牛车声，也都赶来迎接，亲切地说：我家的先生来了。他们还想方设法让邵雍能在家里住上一两天。于是，他们特别为先生准备了住处，称“行窝”。“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据说，洛阳城，邵雍的“行窝”有2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