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是中国乃至世界前所未有的英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她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北上抗日先遣军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军，它在国民党军的大肆围追堵截下，征战闽浙赣皖4省闽中、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西、皖南、皖赣边数十个县1600余公里，孤军挺进敌军的后方，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皖南兵败后余部开辟了浙南革命根据地。先遣队宣传群众、宣传抗日，调动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为中央主力红军实现长征的胜利荣立卓著的功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90周年，也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90周年纪念，我们一同缅怀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不朽功绩，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临危受命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被中央主力红军采用“诱敌深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粉碎。
中共闽赣省委于1933年5月新建，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一个省，它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是连接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以崇安（今武夷山市）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成为中央苏区闽赣省的一部分。武夷山“党史大事记”记载，闽赣省委成立当月的“扩红”运动中，闽北独立师（英勇善战的闽北红军劲旅）由骁勇战将黄立贵率领，离开崇安到黎川，参加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简称红七军团），黄立贵被委任为红七军团二十一师师长。6月1日，红军干部刘太古率300多名崇安青少年经星村赴江西黎川，参加组编少共国际师（后编入红七军团）。
中共闽赣省委于同年6月15日作出了关于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决议。《决议》提出：“省委向黎川的党提议，创造一个‘黎川团’，向崇安的党提议，创造一个‘崇安营’，于最短时间完成，作为他们创造红七军团而努力的具体标准。”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坚决执行关于“创造红七军团”的中共闽赣省委决议。“崇安县委坚决贯彻执行闽赣省委关于‘创造一个崇安营’的提议，将本县地方红军和赤卫军中，最优秀的的干部战士选送到红军第七军团。闽北崇安红军1800余人被编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由于李德与中共“左”倾领导人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严峻形势逼迫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在长征的半年前即进行筹划准备工作。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所承担的诱敌任务即是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准备的一个方面。
中革军委为了中央主力红军摆脱强敌，顺利突围，实现战略转移，必须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吸引调动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长征征途。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下组建和临危受命的。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运动战、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皖南行动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野战的胜利，开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创造皖南新的苏维埃根据地，配合全国红军（中央红军）的战斗，争取全线的反攻形势，以最后的击破敌人的五次‘围剿’。中央命令我为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以领导这次行动”。方志敏的自述也证实了中央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吸引、调动强敌，以利主力红军摆脱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西突、北上长征。
北上抗日先遣队肩负重任挺进闽浙敌后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6000余人奉命从福建连城调回瑞金，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由江西瑞金出发执行北上抗日任务。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红七军团先后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9日，先遣队进入福建长汀县的童坊，随之进入连城县的罗坊、塘前一带，后向永安挺进。7月中旬后，先遣队已形成包围永安之势。7月19日，红九军团也抵永安，与红七军团对永安城形成了钳形包围。国民党被迫调集3个师又18个团的兵力扑向永安。红七军团达到调动、吸引敌军的目的后继续北上。“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发，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建延平的闽江地域。在向永安南前进中，应相机消灭敌人八十师及第三师的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与独立团取得联络，然后经尤溪之东于二十五号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并即侦察渡北”，7月21日，红七军团攻占大田县城，国民党军又急调2个旅兵力扑向大田县。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上万人又兵分三路离开大田县城，先后抵达高才坂会师，向尤溪挺进，进入闽中地区。7月29日，红七军团一部占领了尤溪口。30日拿下闽江南岸的樟湖坂，“消灭保安团匪两连，缴获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二挺，驳壳枪九支，俘虏百余名”。红七军团继续向闽东北挺进，红九军团完成任务后，遵中革军委之命返回苏区。
红七军团过闽江后，按原计划应由古田北上浙西然后进军皖南。但这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停止北上，东进占领水口，相机威胁、袭取福州。于是红七军团又急速指向福州。8月1日晚，红七军团占领水口镇,威逼福州，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急调重兵回防福州。
8月2日，攻打福州战役开始。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伤亡了七八十人。“从水口到福州约70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军控制着，先遣队只得绕道开进。8月3日，部队进入水口东南的安仁溪。4日，部队经上洋向太湖方向挺进。6日晚进入大湖的部队经江洋东进，7日，部队到岭头、菜洋和笔架山，在赤桥与敌人的便探相遇，敌军撤至浮村高地。中午，先遣队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浮村守敌，大部分兵力向义井袭击，双方发生激战。”8日，先遣队以一部占领玄沙寺高地，向敌大北岭阵地进攻，以主力向应石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路前进。敌军凭借工事扼守，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先遣队曾攻占了敌人一些阵地和北门的一些主要街道。因红军缺乏近战经验，又无内应，无法打进城，只好把部队撤至北峰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9日，红七军团主力绕过新店、湖前，向福州北门进攻。由于国民党八十七师及五二二、五一七团主力分布于湖前与北门楼一带，红七军团是一支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进攻福州受阻。10日，两方在板桥打响，国民党军就出动飞机轰炸，又不断增援部队，敌强我弱，红七军团随即撤出战斗，向闽东地区进发。8月14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地方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接应下，占领了罗源县城，全歼驻守罗源的敌保安团第十一团第三营、特务连、海军陆战队第十一旅一个连及县警备队、民团总教导队1000余人，“活抓国民党县长徐振芳等300多人。并且缴获步枪200余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1挺。”
8月1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进入宁德。8月19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赤溪。20日先遣队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在赤溪阳谷村会师。8月22日，先遣队完成轻取穆阳镇。8月24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也抵穆阳，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离开闽东，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挺进。经咸福、蟾溪、南溪、晓洋、周宁三门桥、寿宁平溪、托溪于27日进入浙南地区。
28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克浙江庆元县城。随后，先遣队往北向龙泉县境挺进，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第三团（欠一营）的阻截，歼敌300人，缴获步枪200余支，于是，军威大振。
随即先遣队经龙泉八都于9月4日进入闽北浦城县东坑桥、灯盏坪一带。5日，途经管九、小碧穿过江浦公路，途中与闽北苏区前来迎接的广浦独立营、浦西游击队会合。6日，先遣队抵闽北苏区古楼。9月9日，中革军委一再电令催促其北上。北上抗日先遣队将五团二营近200名伤病员护送至闽北老区崇安坑口养伤后，即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向北行进。9月12日，经迂回曲折，寻淮州军团长带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离闽入浙继续北上。
红十军团挺进皖南
中革军委组建红十军团开赴皖南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野战的胜利，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创造皖南新的苏维埃根据地，配合全国红军的战斗，争取全线的反攻形势，以最后的击破敌人的五次‘围剿’”。
先遣队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西、闽北、浙西、浙皖边和闽赣边，以历时3个月，在强敌的前堵后追的严峻形势下，孤军奋战，积极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调动了敌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给敌人沉重打击，但红七军团6000余人的队伍也损失过半。
1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按中革军委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太平县的汤口胜利会师。
中革军委指令两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下辖十九师（原红七军团）、二十师（原红十军）对外继续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新组编的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此战关系重大，是能否立足皖南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的关键。两军兵力对比我方9个营对敌方10个营，悬殊不大。经8小时激战，因部队刚组合，相互配合上有问题，致使红十军团掩护退却。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在此战中负伤牺牲，是红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此战后，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虽经过大小十余仗，总是小仗胜，大仗掩护退却，一路避战，以至最后被迫离开皖南。
皖南军事行动的主要错误，是政治领导上的右倾和军事指挥上的犹豫迟疑。战术上的问题是：“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 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之未能完全一致。”在方志敏看来，红十军团在皖南未能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是：“（一）谭家桥之战，因战术上的缺点而失利。（二）自谭家桥战后，采取右倾的避战路线，没有下决心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三）帮助红军战斗的游击战争，没有很快地进行。（四）在每天的行军中，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管理，都没有积极进行。……（五）军纪随之放松，有不少违反重要军纪者，没有立即予以处分。（六）客观的原因，就是敌人兵力比我们占绝对优势，而皖南给我们的帮助是太不够了。”
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特意来电要红十军团改向浙西南行动。于是，红十军团就在1935年1月10日离开了皖南。军团决定暂时回赣东北苏区休整。当红十军团回师赣东北时，不幸，在江西怀玉山陷入敌人预设的重兵包围圈，无法突出敌军封锁。
1935年1月27日，红十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参谋长曹仰山、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痴等战将都被敌人捕获，同年被杀害于南昌。这是我党我军的极其重大的损失。
让疲惫之师回赣东北苏区短暂休整的行动后遭至敌军重围。方志敏认真、严肃、痛苦地作了检讨：“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当时，我却只顾到军队的急需休养，就没有重视上列的困难，依着从前的斗争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500余名红军指战员，拼死杀出重围到达赣东北，组编成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挺进师，由上饶进入闽北崇安坑口车盘坑，将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9月10日离开鼓楼时，留在闽北老区崇安坑口养伤痊愈的近200名红军指战员编入红军挺进师。尔后挺进师从坑口向浙南挺进，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后，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中。
被俘后，方志敏面对的是一次更直接的生死抉择。投降，意味着今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降，则“决无生还的可能”。干革命视死如归的方志敏面对刽子手大义凛然，斩钉截铁道：你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共产党人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方志敏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军将士们的光辉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革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