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很贪吃。

因为贪吃，我总爱偷吃。

为了偷吃，我经常和父母斗智斗勇。父亲常常把好吃的锁在厨柜里，以为没人知道。可他总是忘了厨柜的上一层就是我的抽屉，而抽屉和厨柜之间没有挡板。我常常趁屋里没人时，把抽屉整个拉出来，手伸到下面的橱柜里细细地摸——感受与上次的零食不同，然后再摸摸常规放吃食的那个饼干桶，把它提起来感受一下重量，如果有重量，那就是里面又装了新东西，之后就开始偷吃了。不过我偷吃是很“克制”的，决不过量，以父亲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生气的量为宜，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偷吃”。

家里还有一个经常放吃食的地方——挂在厨房屋顶下钩吊上的竹篮。我至少能从三个角度观察篮子里有没有装东西——有东西时竹编的篮子是不透光的，而不装东西时，篮子一定透光。篮子里常年有装东西，比如准备过年吃的猪皮，比如豆干。装这些常规物品时，所透的光也是固定的，而一旦透光有所不同，我立刻就知道篮子里有秘密啦。找个没人的中午溜到厨房，搬把凳子，再在凳子上加把小板凳，就够得上篮子底部了，托着底部往上一举，往旁一偏，就可以把篮子从吊钩上拿下，从容施展我偷吃的本领。童年的我，觉得全天下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那只吊篮了。

除了吊篮，家里的米缸也是我觊觎的地方。大米可以拿到光饼铺换光饼，而光饼铺离我家才十几步，无疑是个有利的作案条件。害怕光饼铺老板泄露秘密，于是我拉来妹妹做同案犯——由我负责偷米，妹妹出门换饼。舀米时须得胆大心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床，而米缸就在父母的房间里。我仔细听着她的呼吸声，辨别母亲是否睡着，等着母亲发出均匀的轻鼾声，我就踮起脚尖，悄无声息地来到米缸旁。最难的动作在于舀米，舀米用的铁皮筒插到米堆里，总会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响听在我紧张的耳中，无疑是巨大的声音。但真正的巨响是有时母亲醒来怒喝：“谁！干什么！”这不啻于惊雷炸响，吓得我丢下铁皮筒，几步就窜出母亲的房间，行动宣告失败。

几次后，我就学乖了，改用手拨拉大米，便只剩下大米被拨到塑料袋里的轻微声音，于是成功率大大增加。我把“千难万险”得到的大米交到尚不知害怕为何物的妹妹手里：“一半换没肉的，一半换有肉的。”

换没肉的光饼，是为了先把肚子塞半饱；换有肉的，是为了解馋。如狼似虎地吃完光饼后，就进入肉饼的享受阶段了。轻轻咬下一小口，酥脆的饼皮和鲜香的肉汁，混合着葱香、姜香、芝麻香，鲜美的滋味在味蕾里炸开，津液溢满整个口腔，舌头卷起恨不能起舞，情不自禁地眯起眼睛——真香啊！香得我恨不能把舌头都吞下肚去。

每年腊月里，家里忙碌着准备年货，我偷吃的频率就会加快，而且本领越来越强，最后“艺高人胆大”，可以当着父亲的面偷吃而不被发现。比如，坐在灶前烧火时，父亲一个转身，我就已偷偷撕下一片灶前吊着熏烟的腊肉，用火钳钳着，借烧火的机会烤着，再趁父亲又一个转身，烤好的腊肉就消失在我的嘴里。当然，一次不能多，撕个一小片就好了，过不多时新撕的地方又被烟熏得消失了“犯罪证据”，那就又可以“作案”了。

特别喜欢父亲做米花糕，米花糕是我们南方人过年所必备，家家会做。第一道工序是油炸米花，我没兴趣，耐心地等着第二道——熬麦芽糖。不知为什么，父亲每每把麦芽糖藏得特别紧，机智如我，也往往只能等他做米花糕时下手。父亲不知从哪里拿出黄澄澄、金灿灿的麦芽糖，冬天的麦芽糖是固体的，像一大块透明的黄金，我不由得咽了下口水。父亲拿出锤子开始把它敲成小块便于下锅融化，我殷勤地帮忙着，把飞溅出去的糖块捡回来——当然少不了在手心里私藏一小块，再装着寻找的样子转到父亲身后把糖块塞进嘴里。很快麦芽糖开始陆续下锅，父亲边搅着锅里的金色液体边不断往锅中加糖块。往往在他低头看锅的一瞬间，站在旁边假装观摩的我已飞快地拈起一块，立刻溜到厨房旁的后门外了。我使劲地嚼着略显坚硬的麦芽糖，感受着它很快变热变软，继而又糯又甜又香——香甜的黄金糖块变为一道无比美味的热流，抚慰了我贪馋的胃。吃完后，我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厨房，重新站到父亲身边。父亲看看我：你吃一筷子吧。我大喜，赶快拿了双筷子，便光明正大地从锅里挖麦芽糖。这可是项技术活，我无师自通地以筷子为中心，不断旋转着，筷子粘住的麦芽糖越来越多，直到父亲忍无可忍地大喊一声“停！”我才心满意足地提起一大圈麦芽糖，光明正大地坐在灶前专心吃糖，不再假模假样地装出学习的样子。那可是一大块金色半透明的麦芽糖啊，是当时我眼前的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