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生命只有一次，故须万分珍惜”，对于仅有一次的生命，每个人都在享受不同的人生，让这段短暂而珍贵的日子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藏。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他人“重获新生”，同时给对方以“第二次生命”，那就是器官捐献。
南平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5年4月15日），南平市人体器官（角膜）和遗体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为12349人。实现人体器官捐献105例，实现遗体捐献59例，眼角膜捐献75例。已登记者为何选择器官捐献？其相关工作涉及哪些内容、面临哪些困难？对此，笔者展开了走访。
成就他人的“完整”
“十指扣住，手臂要像棍子一样，再用腰背的力量直直往下压……”
4月2日，一场急救科普宣传活动在延平区九峰公园举行。在围观市民形成的人群中央，身着红十字服务团马甲的志愿者颜木海跪在教学道具旁，用和缓的语气仔细讲解AED设备的使用流程。
颜木海年近六十，是一位“多栖”志愿者。他不仅经常参与AED急救培训宣传的志愿活动，多年坚持无偿献血，参与过骨髓捐献数据库采样，同时也是一名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与志愿、奉献有关的活动参加得太多，以至于他已经回忆不起自己为何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只觉得是“自然而然”。
“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器官捐献’这个概念了。”颜木海说，在得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可以在线办理后，他主动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官网，完成了器官捐献登记手续。得知这一意愿后，他的儿子很是不解，但颜木海很淡然：“人从自然中来，最后也会回到自然中去。”他说，无论如何，两代人之间都要隔着一层黄土，“儿子不太接受我的遗体不完整，但是我觉得，在精神上怀念我就足够了，不一定要留下物质（完整的遗体）。可以看看我的墓碑、相片。用自己遗体的残缺，成就他人生命的完整，我觉得更有意义。”
见证“生命接力”
在颜木海忙于传授AED使用知识时，一场“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月”活动正在不远处进行。不少市民驻足浏览器官捐献科普展板上的内容，或是向现场志愿者咨询具体流程，索要登记表格。
志愿者中，许多人见面都会和一位“吴老师”打招呼。吴老师名叫吴淑琴，去年正式退休，在场不少志愿者都接受过她的培训。尽管已卸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务，吴淑琴仍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公益宣传工作。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她认为这是一份“虽然很沉重，但也很有价值”的工作。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许多人心中是个相当陌生的工作。其实，它诞生已有15年。2010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启动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之产生。器官捐献的条件相当严苛，须在死者被判定为脑死亡后才能进行。由于脑死亡后身体器官将逐渐衰竭，协调员需要在有限的窗口期内做好捐献者家属与医疗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在开展器官捐献手术时，协调员还需要做好见证工作，让这场“生命接力”能够合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中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担任协调员时，吴淑琴见证了十几例成功的捐献案例。“这些案例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巨大悲痛中作出的艰难决定。”吴淑琴告诉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协调员并不总能成功完成协调。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让逝者完整地“入土为安”思想根深蒂固，这是许多人对已逝亲属的情感寄托，如今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器官捐献是“不吉利”“不孝”的。有时，即使做通了部分家属的思想工作，另一些家属顾忌外人的风言风语，也会对器官捐献有所迟疑。“我也遇到过协调失败的情况，有些家属突遭打击，一时难以接受，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想法。”吴淑琴说。
守护温情传递
“人心都是肉长的。”协调员的工作并非机械地劝说捐献者家属做出决定，在协调、见证的过程中，他们常会与家属共情，伴随着对方的经历，浸入难过的情绪。“但是，协调成功的案例总让我得到安慰。”吴淑琴温柔地说道。
器官捐献存在“双盲原则”，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会对捐献、接受双方当事人严格保密对方的个人信息，器官受捐者无法直接联系捐献者家庭。但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协调员有时会代为传达一些简短的信息，比如手术成功与否，或是受捐者的恢复情况。
作为协调员，工作中难免见证生离死别，其中的温情与感动往往令人记忆犹新。吴淑琴还记得，一位女性捐献者的眼角膜被分配给了北京的一位患者，她的儿子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妈妈生前一直想去北京看天安门，但一直没去成。现在，这就像妈妈也看见了北京。”吴淑琴说，支撑着她扫除负面情绪的，正是一个个这样朴素而温暖的想法。
尽管突破传统观念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15年来，总有人用行动诠释着大爱，感染身边人。
在2日的活动现场，市民胡阿姨见到器官捐献的科普展牌，便拨开人群，向志愿者索要《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原来，胡阿姨的堂嫂是一名器官捐献者，受到堂嫂的感染，胡阿姨一直都有器官捐献的想法。胡阿姨提出，自己岁数已大，若逝世，器官“不值得”移植，愿意在逝世后捐献遗体。事实上，登记表允许登记者自行选择愿意捐献的器官种类，例如只捐献遗体或眼角膜及其他特定器官。在向志愿者了解登记流程以后，胡阿姨拿上登记表，便返家与家人沟通。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器官捐献的理念会逐步走入公众视野，改变固有观念，让人们对这份“未说出口的赠与”的误解逐渐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