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在《长物志》里写道：“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从前读此句，只当是文人闲趣，直到去年才知这“邀”字里，藏着多少与天地的商量。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提过，他在西南联大时，宿舍窗台上总搁着几盆茉莉，夜里从图书馆回来，推开门便有清芬撞进衣襟。我原也爱这股子清冽，便从学校花圃中顺来两株栀子，想着在新租房阳台，利用房东留下的三五只花盆养一养，也能守着满室雪魂。谁料续后的日子原比想象中“野”——周一到周五，回乡下上班，常常端起浇花的陶壶时，已是一周工作时间。回城时，拉开阳台门，一片惨状不堪入目，吊兰在大花盆还好些，蔫巴巴地有气无力。栀子就严重脱水，叶子边缘发焦，像被谁用烟头烫烤了，整枝打蔫。嫩白的花苞未及绽放便皱成了小团，最后连根须都蜷成了枯柴，手指轻轻一碰，枯叶旋即凋落。我蹲在瓦盆前看残叶，忽然想起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他养兰，“朝灌夕溉，如养婴儿”，到底他那是在西湖边的暖阁里，而我阳台这里，只有穿堂风和零星的雨，更多是猛烈的日头。

自己都照顾不好，还想养花，老妻见了嘲讽道。痛定思痛，我转而种更“皮实”的活物。春上，街边有人兜售茄子、西瓜、洋茄以及辣椒苗。养不了花，我还不能种点蔬菜？于是，从街边买了两株朝天椒，待红果坠弯枝时的样子，倒也比花更热闹；又托人从老家带了几株玫瑰苗，想着“赠人玫瑰”的浪漫，总该比栀子好养些。头月倒真见着生机，辣椒苗抽出细针似的绿芽，玫瑰苞蕾裹着层毛茸茸的绿纱，连泥土缝里都钻出几簇蓝紫色的鸭跖草。我便每日坐在阳台一角，决意要看辣椒晒红了脸，数玫瑰苞上要裂开几道缝。偏是这“盼”字坏了事，平日里，我就给它们灌水，结果根须泡在泥里烂成一摊。原本绽放几朵白花的辣椒只剩几根光秆，玫瑰枯在枝头像团烧尽的纸，连鸭跖草都被我拔了——原是嫌它们“太野”喧宾夺主，坏了“规矩”。两月余，玫瑰彻底枯在盆里，成了邻居吊兰的肥料。辣椒仅剩一株，初绽的花朵萎了后，虽近两周不见开花了，但毕竟还绿着。

老妻又嫌弃了，说我不是那块料，弄脏阳台不说，还搭了时间。后来我索性懒了。听说，水养绿萝最省心，便张罗几节绿萝，插在粗陶瓶，和几个透明玻璃盆里。起初，只当它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每日路过时瞥一眼，见它叶子绿得发沉，茎秆软软垂着，倒像谁把春天揉碎了浸在水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隔三差五地瞅一眼，水浅浇一下，除此外，倒也清闲。

某夜下雨，我坐在阳台翻旧书，忽然发现阳台玻璃瓶里新抽的绿萝藤蔓正往水面探，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卷须，像婴儿攥着的小拳头。往后日子，由于我的近似不管不顾，它也倒真成了“不管不顾”的模样。阳光好时，叶片舒展成小荷叶；落雨时，水珠顺着藤蔓滚进瓶里。我渐渐发现，它从不需要“精心养护”，忘记换水时，水面浮着层薄膜样的脏灰，叶子却更绿。偶尔忘了搬动，被晒得蔫了，浇两杯水又缓过来。最妙的是梅雨季，藤蔓顺着阳台栅栏爬开来，绿得要滴出油来，倒像是替我把整个春天都挂在了阳台上。

从阳台剪几秆藤，分养在矿泉水瓶，摆在床头，房间里也似乎有了生气。原来，我这粗糙的性子，只能种粗糙的植物。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写过莫高窟的壁画：“那些线条，原是画工在黑暗里一笔笔刻进岩壁的，他们并不知道，千年后会有灯光照亮。”日子久了，绿萝忽然让我懂了些类似的道理——从前总想着“养”花，要给它最好的土、最适时的水、最周全的护，却忘了花本是天地间的活物，要的是一场“不较劲”的缘分。就像汪曾祺的茉莉，文震亨的兰草，原不是靠“精心设计”活下来的，是风来了就摇，雨落了就润，该开时便开，该谢时便谢，倒比人间的“刻意”更接近生命的本真。

如今，阳台那盆绿萝已经肆无忌惮伸出远了，墨绿的叶还挂着今早的露珠。我常望着它想：生活的道理，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费力”的活计里——不必非要种出惊艳的花，不必执着于“成功”的结果，能在岁月里稳稳当当活下来，已是天地最大的仁慈。就像此刻，风穿过，绿萝的藤蔓轻轻晃了晃，像在说：“你看，活着，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