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尔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这是陈毅同志于1939年撰写的《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对黄道同志中肯而又高度的评价。大家都知道，闽北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誉为“红旗不倒”的地方，十个县（市、区）都是原中央苏区县。但是，可能很多人对黄道这个名字谈不上知晓多少，对他在闽北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也不一定知道多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缅怀闽北革命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黄道同志，缅怀他为闽北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领导弋横暴动和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黄道同志，1900年出生，原名黄端章，别号一鸣，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人，他早年就读于上饶鹅湖师范，1919年在南昌二中就读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与袁玉冰等先进青年发起成立江西省最早的进步社团——鄱阳湖社，又抱定“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的决心，将社团改名为“江西改造社”，创办《新江西》杂志，议论国事，抨击时弊，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被时人称为“江西八大家”。1923年秋，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聆听李大钊的演讲，与同学陈毅“订交”。在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的引导下，他光荣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联代表，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他领导北师大学生积极投入“五卅”运动，成为“实际上是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陈毅语）。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奉党的指示，他回江西工作。他创建了横峰县第一个党支部，并深入姚家垅、青板桥、楼底蓝家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1926年底，他担任国民党横峰县党部领导人，与邵式平共同领导了农民武装攻占县城、驱逐伪县长的斗争。不久，他奉党指示回南昌。南昌起义时，黄道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组织工人、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有力地支援了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黄道再次受到通缉，秘密潜回了老家。八七会议后，他与方志敏、邵式平共同领导了震惊周围数省的弋横农民武装暴动，创立了威震敌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苏维埃模范省”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赣东北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中共赣东北特委和信江特委合并组建中共赣东北特区委员会（后改为赣东北省委），他担任中共赣东北特委（后改为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闽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0年7月，中央决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闽北苏区归属赣东北特委领导。1931年7月，黄道调任闽北分区委书记。从此，他就与闽北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黄道到任后，在崇安坑口召开了闽北分区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及其冒险政策，提出闽北党组织政治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是指导闽北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他和黄立贵等同志的领导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成功打退了数万国民党正规军对闽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扩大了苏区，保卫了苏维埃政权。黄道同志运用他在赣东北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坚持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不断巩固和发展闽北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11日和12月11日，闽北分区分别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0月在大安召开闽北分区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健全了分区委、分区苏维埃、军分区等领导机构。在他的领导下，闽北苏区开设党校、列宁学校、业余剧团、银行和各类合作社，创设红军医院，创办《红旗周报》等多种刊物，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发展卫生事业，深入开展土地改革，闽北苏区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安成为闽北“红色首府”。当时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福建的崇安、建阳、浦城、松溪、政和、邵武、顺昌和江西的上饶、铅山、广丰、贵溪等十数县纵横300多里，近30万人口的广大地域。值得一提的是，黄道同志发挥他祖传中医的长处，根据中央苏区办红军医院的经验，将当时设在张山头的红色医疗点改建成闽北红军中医院，为收救红军伤病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张山头红军中医院旧址和红军墓群，成为闽北红色文化的鲜明地标，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

1933年初，闽北、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通后，三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认为“闽赣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均占重要地位”，决定将闽北苏区从闽浙赣省分出（注：1932年12月，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改名为闽浙赣省），划归中央苏区，“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1933年4月，中央苏区闽赣省成立，闽北苏区正式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调任闽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离开闽北到驻地在江西黎川的闽赣省委，担任更加重要的领导职务，1934年1月，他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领导艰苦卓绝的闽北三年游击战争

1933年底，以黄道、曾镜冰等人组成的闽赣省委工作团，在黄立贵率领的红58团护送下，从光泽到达崇安。经闽赣省委同意，将闽北分区与抚东分区合并，省委工作团留在闽北苏区工作，由黄道任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同志再次担负起领导闽北革命的重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2月，敌军发起了以崇安大安为目标的总攻击，大安陷入重围，形势万分危急。1935年1月，黄道等分区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道客观分析敌我势态，根据中央关于“闽北红军在原地坚持游击战，等待（或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的胜利”的电示精神，否定了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死守大安的错误主张。会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作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依托苏区开展游击战争。转移过程中，黄道领导闽北分区委重建闽北独立师，针对李德胜叛变投敌开展了反叛徒斗争，进行三港整顿。1935年4月，黄道、吴先喜率部在江西取得“甘溪大捷”，戳穿了敌人“已消灭闽北红军”的欺骗宣传。1935年8月，黄道在崇安岚谷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决定转变斗争策略，“大胆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1935年年底，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三块游击区相继开辟，游击战争形势取得好转，扭转了撤出大安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6年4月，黄道等人与闽东特委领导人叶飞在政和县洞宫山仰头村举行为期3天的联席会议，就成立中共闽赣省委统一闽北、闽东两块根据地的领导达成一致意见。6月，黄道在崇安岚谷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当闽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时，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治方针，重新集结部队“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瓦解、经济上封锁，对游击区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实行碉堡封锁，移民并村，闽北各游击根据地面临严峻考验。敌人残酷“清剿”闽赣省委机关所在地，省委机关从崇安岚谷、建阳白塔山、邵武屏凤山转移到崇安、邵武、光泽交界的诸母岗山。敌人满山设哨置卡，闽赣省委机关被困在山上两三个月。在艰苦卓绝的日子里，黄道同志以身作则，栉风沐雨。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吃野菜，住岩洞，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大家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无数困难，将红旗牢牢地插在闽浙赣边的崇山峻岭之中，最终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和遇害江西河口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道偶然从江西广丰包盐回来的一张报纸上看到登载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立即组织省委机关同志学习讨论陆续收集回来的中央文件及山外的更多书报，引导大家分析形势，理解中央精神，转变思想认识。闽赣省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多次通过“快邮代电”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在黄道和闽赣省委的努力下，1937年9月底、10月初，国民党江西方面与中共闽赣省委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村经过7天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史称“大洲谈判”。此后，黄道指导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等地区党组织，先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和谈，并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北形成，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大洲谈判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后，中共闽赣省委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指示，立即通知所属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在崇安长涧源集中后开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在喜迎新的历史转折的时刻，黄道代表中共闽赣省委，给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老同志发了一枚“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作为永久纪念。1938年2月，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全团1500多人，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陈毅同志评价黄道同志是“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1938年1月，黄道同志到南昌出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同时，他还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在这重要而独特的岗位上，他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贯彻党中央各项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团结包括国民党上层人物在内的一切爱国人才，充分调动各界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为新四军、八路军的不断胜利和国民党军队参与江西战场的正面抗敌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道同志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1939年5月23日，积劳成疾的他被国民党特务用毒药谋害于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时年39岁。黄道同志的不幸牺牲，江西和闽北两地群众悲愤异常，在小小的河口镇，就有数千人参加了追悼会，群众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冒着坐牢的风险而参加追悼。黄道的灵柩运往闽北崇安长涧源时，途中人们挨家挨户举行路祭，闽北群众自发到长涧源30里外的温林关迎灵，老少哀哭，悲痛欲绝。长涧源的群众打破不在“公地”上建墓的“祖规”，将认为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作为黄道同志安息之所。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当局，在1941年3月围攻闽北时，将黄道的棺木从坟墓中挖掘出来，鞭尸割首，剖体示众。老根据地的人民满怀悲愤之情，冒着生命危险把黄道的尸体又重新秘密收埋。1950年，闽北老区人民将黄道同志忠骸交与中央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闽浙赣分团送到上饶行署。闽北人民在黄道的原陵墓处修了烈士墓亭，赣东北人民在源远流长的信江河畔新建了黄道烈士墓，供人们永远追思瞻仰。

黄道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黄道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战友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为我们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在近二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黄道同志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他在1932年7月撰写的《反对把党不看重的分子》一文开头写道：“一个人既加入共产党做党员，就应该认定自己是党的一分子，党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离开了党就没有个人的生命，也就没有个人的利益。”他用实际的行动、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自己所言。不论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火热斗争中，还是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无论是在胜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关头，他都始终坚守初心，坚定信念，坚持理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决捍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清剿”，他大胆果断作出转变策略的决定，改变单纯防御和内线作战为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争取保甲长，争取大刀会，减少敌对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斗争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果断转变策略，创造性开展工作，闽北革命根据地才有效地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黄道同志善于学习，知识丰富，理论水平高。他能诗能文，善于将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前的形势和当地的特点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他创作的《新十杯子酒（穷人诉苦歌）》《十劝郎当红军歌》《艰苦奋斗歌》《骂叛徒李德胜歌》等，脍炙人口、浅显明白，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黄道同志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却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十年中，我经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他牺牲时，只留下一支钢笔、几本常阅读的书籍，几件已褪色的旧服装和一个木制的烟斗。他担任一方领导却从不搞特殊，而是关心部下，体贴战士，与战友们同甘共苦。有一次部队转移突遇大雨，眼前只有一座破庙，他毫不犹豫地让伤员进庙避雨，自己则和一位战士共撑一把雨伞站到天亮。他的身上，体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黄道同志值得闽北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