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作武夷山“都江堰”的北宋“清献河”水利系统工程古迹，曾为八闽翘楚，在闽北历史上亦是最早的“水美城市”工程。其中的枢纽建筑之一“临安坝”，至今让武夷山市区山光水色，浑然天成，千年来赢得了“山水古城”与“金崇安”的美誉。“山光水色”的“山”即崇安古城西郊屏列的丹霞岩群峰，旧称“西山”，今名“小武夷”公园；“水”即逶迤城东2000余米的古代人工湖，百姓称之为“大溪塘”“临安湖”。临安湖的潋滟“水色”顾名思义仰赖北宋的“临安坝”古堰造就。古堰是条长带状滚水坝，崇溪河水从石堰上涣漫而下，在宽阔而拱曲的坝面上湍流成雪白的水花并发出清脆的喧响。如果说，临安湖是一架翡翠色钢琴，那么白龙过江般横亘于碧潭东南的临安坝，便是这架巨琴上雪亮的琴键，至今不舍昼夜地弹奏着武夷山千年沧桑悲欢跌宕的史诗乐章。
多年前的一天，笔者在兴田镇城村村采风，于村中赵氏宗祠的一位村民手上看到一套清刻版《古粤赵氏宗谱》，不经意中翻阅到一篇《宋贤传略·赵抃》文章，其中提到这一水利工程。
赵抃是武夷山古代政绩卓著的一任县令，是百姓至今耳熟能详并被神化了的人物“清献老爷”。他在北宋崇安（今武夷山市）建县（994）后的第46年（1040）上任知县，极重视并善于兴修水利。史册记载，他先后履职过闽、赣、川等地及朝廷，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级）。为官以执法严明、政绩卓越与生活清廉著称，为戏剧人物包公的主要原型，人称“铁面御使”。成语“铁面无私”“一琴一鹤”即出自他廉明事迹的典故。据明代县令、文学家邱云霄《传略》记载：
崇于淳化始升县，维时荒度未徧（遍），安养未周，虽附郭平旷之土，民有目为旱区而弃之者，盖以土高水下，滋灌不逮也。公至，相地度宜，鉴阜而渠，引治西之流，贯中城而南十里，俾坟壤为沃区者万馀（余）亩。当公凿渠之初，撤徙民居，民有怨之者，公谕以诗云：“撤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盖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公权之，益已熟矣。迄今，民戴公泽，久而勿替，乃名其河为“清献河”，志不忘也……
在旧崇安县水路交通第一站和商旅要津，有“淮溪首济”之称的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赵氏是该村三大姓之一，其宗祠建筑保护至今相对完好。赵抃作为本县历史上政声最高的“父母官”，该村赵氏百姓引以为自豪，倍加崇敬，因此不仅将他收入赵氏宗谱，且在宗祠中进行供奉。南宋县令还在县城文庙旁为他建了首座专祠，并特请当年的朱熹为该祠撰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创祠“记文”。此记文随朱子的声名流传朝野，推动了全国府县在文庙设立乡贤祠宇制度的形成。之后，在崇安县城内，有记载以赵抃谥号命名的文物，除了《传略》中提到的“清献河、清献梅、清献亭、清献碑、清献祠”外，还有清献坝、清献桥。这些纪念物虽然当前仅残存下“清献坝”和“清献河”，但今天的武夷山市清献街、清献村、清献社区、清献小学等命名，持续地表达着对这位先贤的崇高敬意与“志不忘也”。
“清献河”是一套水利工程网络，是武夷山有史籍详载的最著名的古代系统性水利工程。其规模既包括从崇安县城西北石雄开始的陈湾陂、灌溉西门畈和横穿城区的河渠及灌溉南门畈的田圳等水网，还包括在城东河湾顺势截流的临安坝（新阳陂）及其所形成的青龙潭、青龙码头及向南绵延十里的“新阳圳”与灌溉如今机场区域的4000多亩新阳畈中的沟渠。这一系统工程，使崇安超过万亩的粮田实现了旱涝保收，数万的城乡人口生活用水得以保障。后任的南宋崇安知县王齐兴在一次视察新阳渠中，感慨赵抃的功德赋诗道：“唯有新阳陂上叟，终年饱饭已忘饥”（清康熙《建宁府志》）。如今城内的古渠其实只是清献河的一小部分，属于“北清献河”；临安坝至新阳的长圳，同样也称“清献河”，属于“南清献河”。文献中发现，在赵抃赴任崇安前，县城西北的石雄事实上已有“陈湾陂”，但是年久失修淤塞荒废了。赵抃到任后，广招贤才，励精图治，重新疏浚并扩展了陈湾陂及其渠道，使其在灌溉西门畈后穿城而过灌溉南门畈。在修通北清献河后，赵抃一鼓作气，又在城东新筑临安坝。临安坝及其长渠，工程之浩大、精密与艰辛，并不亚于陈湾陂至南门畈的工程，创造了古代闽北地区水利工程体量最大、输水最长、获益最广等多项纪录。
临安坝的结构科学，形态美观，是数千年农耕文明中先人合理利用自然、因势利导开发水利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活化石。此坝的安全设计与施工都相当科学。例如在坝体的走向设计上，它不是横截河流、当冲筑坝，而是在河流拐弯处斜切河流，顺势筑堰，极大地规避了洪水的正面冲击。与此同时，坝体还设计成宽阔低矮的卧坝，并且迎水面为斜坡状、朝天面为前仰后俯的拱曲状，十分符合现代流体力学原理，让水流特别是洪流及其所裹挟的沙石可以很顺畅地滑堰而过，却不对背水面的坝基构成下淘威胁。这一设计同时还实现了“保安功能”，即让不慎落水的人或牲畜在漂流到坝沿时不会被撞伤；当漂至坝下时也不会严重跌落摔伤或被涡流卷困而淹毙，极为人性化。
临安坝的设计还衍生了系列诗情画意的美学意境：一是由粗大石块干砌的拱曲坝面，激溅出了雪白的水沫，养眼又悦耳；二是银练般的长坝如白龙过江，包括其南段的弧形坝体，让“白龙”更增添了一抹生动，形成了游龙摆尾的传统审美意象。更重要的是，临安坝高程的定位及十里长渠的设计和开凿的科学性与高难度，体现了宋代在测绘技术上的精准与施工技艺上的精湛。临安坝所蓄之水通过横穿半岛状的师姑洲而向南凿筑直达新阳的十里长渠，据说其落差竟不足三米，其测绘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崇安《邱氏宗谱》记载，赵抃当年到任伊始，求贤若渴，遍寻人才，在岚谷黎口村寻访到一位通晓风水堪舆地理的贤达丘纯，人称“丘神仙”，就如何解决崇安多旱田多火灾问题三顾茅庐。丘纯为其所感动，领着赵抃登上西山狻猊岩（今小武夷公园白花岩）顶，提出引西溪贯城并溉田的“以水克火”之计。赵抃如醍醐灌顶，深以为然，即诚聘丘纯为总董，全权负责这一伟大工程。丘纯不负重托，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
赵抃之后的宋、元、明、清等各朝官府，均对这一系统水利工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与完善，使其总体格局与形制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未作大的改变。其中主要的陂坝、主渠至今仍然存续或可寻踪迹。
清献河是集勇气与智慧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之“益”，不仅仅体现在灌溉农田“万余亩”，而且还体现在串联了许多重要的“民生功能”。如它“流贯中城”，给崇安古城增添了如“丽江古城”般的水乡风景。而今残存于北门片区的一段清献河，还依稀可见这一古风悠悠的情景。在北宋至20世纪末，城区的清献河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有机地化解了古城抗旱排涝的大难题，解决了居民饮水浣洗的窘境，克服了城市消防、疏散问题。清献河水还驱动了城区的多座水碓、磨坊，解决了人畜粮食饲料的加工。
清献河在发挥“民生功能”的同时，还兼具独特的“环保功能”，是“循环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典范。崇安旧城较小，水流约一两个时辰便穿城而过。传说清献河建成后，作为县令的赵抃对清献河制订了许多规约，其中的“分时用水公约”便十分“环卫”：清晨挑水，上午洗菜，中午洗碗，下午洗衣，傍晚洗澡，夜晚刷马桶（这一乡规民约后来成为习俗，直至文革后才被废除，清献河污染此后也日甚一日）。因此，当清献河流出城廓时，“生活污水”便成了“肥水”。“肥水不外流”，灌溉完南门畈稻田后，余水汇入“南清献河”一路灌溉到新阳畈。南门畈、新阳畈稻田由此肥得膏黑油亮，不仅旱涝保收且年年丰产。崇安百姓因此称所灌南门畈田为“羊肉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