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贯穿我成长历程的是读书。而我的工作主要也是读书、写作和讲课。一个人的阅读史，本质上是他/她与世界、与自我对话的进程。这种进程需要时时反省，也需要持续深入。特别是在智能互联时代，当一个个个体被裹挟进互联网之中，“沦为”流量或是数据的时候，阅读的意义便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我出生于福建北部武夷山脉的小邑建阳，那里曾是宋朝时期的印刷中心，号“图书之府”，早年水运发达，大量通俗小说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全国。而我小学与初中时的重要“愿望”，就是有一把自己的手电筒，可以躲在被窝里看书。而手电筒很大，我没法自己偷偷买一把藏起来。于是，我趁父母睡着后进行的阅读，主要是趴在地板上，用电蚊香器上的红色显示灯，一行一行地照着读。就这样，我读完了全本《济公全传》和金庸的大半小说。那些带有很强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小说，形塑了我的童年。

那时，妈妈总想为我买一本《辞海》，但价格太高，她一直没舍得买。我印象中，她不止一次叫新华书店售货员拿《辞海》给她翻看，而翻看到定价时，她那失望的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高中疲于应付考试，读书时间不多，但却养成了收书癖好。收书癖好与我高中恩师龚思玲先生干系极大。先生因鼻咽癌而离开中学教席，调任学校图书馆。在先生周围，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学生组织“爱书者同盟”，从此长期浸淫书海。

进入大学，我的阅读愈发倾向专业。从传播学到文艺学，从艺术到休闲，我关切的范围逐渐扩大，又逐渐落实在对具体的研究题目之中。我深切地感到，阅读是确证自己存在的、近乎唯一的方式。它要求你在与自己、与世界的切身肉搏中，感受到呼吸和心跳，也要求你在阅读之中与世界、与时代对话。而这种对话，仍然是基于传统、基于过往的。譬如，2016年春夏，我受聘于世新大学客座，其间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旁听了一个学期黄俊杰院长以英文讲授的“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程。这是一个为博士生学程而设的小型习明纳，不过八九个学生。黄教授总是西装革履地来上课，以示课堂之正经。但在讲授中，他却言辞风趣，引人入深。用英文讲中国传统，何其难也。然先生纵横捭阖，举重若轻。他重视比较研究，有一次引《声律启蒙》为譬喻——“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说明比较作为人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先生举手投足，俯仰之间，从容自得。诵至“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时，他顿了一顿，笑着望向我，右手掌面向上朝我微微送出。这段韵语，我从小记诵，自然脱口而出：“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先生抚掌慨然，我才恍若明白，这一对仗他故意让我诵出，或有别意。确实，“两岸晓烟，一园春雨”的人文之美，本即是中华文化之中鸢飞鱼跃的一面，可如今，它却成了两岸同胞心底之痛。

再说一个故事。我曾应出版社之邀注释过《千家诗》，而我读《千家诗》的起点是小学时，从我爸单位的一个废弃三角橱里无意中发现的。从那里，我得知《千家诗》的编撰者有两位，七言诗由大宋遗臣谢枋得（号叠山）选定，五言诗则是清代王相所选。谢枋得与状元文天祥同科登进士。面对宋末国难，这位书生与文天祥一样选择了从武之路，与其相约抗元，“宰相努力在朝，我等努力在野”。而兵败安仁之后，叠山先生隐姓埋名，就住在我的故乡。元朝大赦天下，他出山卖卜于水南桥头。据我故乡教育史《南阙里纪事》中说，谢枋得卖卜，“只收大米和布鞋，拒收元钱”。朝廷“猎头”程文海发现了他的行踪，上报朝廷，忽必烈两次下诏征请，叠山先生不为所动。皇帝又让叠山先生那已经当上了元朝宰相的老师留宗炎出马劝降，也只换来了一篇《上宰相留宗斋书》，列了三点断不可仕元的理由。朝廷恼羞成怒，令当地官府拘捕其入京，叠山先生离乡时留有诗曰“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入京后，他绝食抗议，至死未屈。这位非我同乡的先贤，从此得到了我同乡的祭祀与供奉。在他卖卜的地方，明代建有“谢叠山先生祠”，民国时仍立有“宋处士谢叠山先生卖卜处”碑，惜今已无存。据说，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曾到访我的故乡，他没有问我故乡朱子、宋慈等更知名的乡贤遗存，而只问“谢枋得卖卜处”。其人、其文、其精神，足堪励世。

秦后，中国实行郡县制，县乃国之根基，小县也出大师，未可轻也。我是浙江永康人，生在福建建阳，这两地均有一批巨匠名世，我认两地都为故乡，而上述故事发生在建阳。